大会主席樊嘉院士指出，《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经历十年磨砺，不断迭代更新，充分展现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自2017年首部规范问世以来，我国肝癌指南已历经四次重大升级，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患者需求的中国标准，为国内患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治疗选择。

2011年、2017年、2019年、2022年、2024年在国家卫健委领导的支持和大力帮助下，汇集中国肝癌领域的权威专家，持续修订更新原发性肝癌治疗规范及指南，不断将肝癌诊疗的新技术、新进展、新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广大临床医生，为肝癌规范化诊疗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规范的普及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版）》自发布以来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方式进行宣讲、解读，迅速应用于临床实践，共计组织490多场会议，走进了390多个城市、6000多位讲者参与其中，近388人次在规范平台上进行了交流学习、分享，已在国内外发布共计获得了千余次的引用，充分体现了指南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

樊嘉院士强调《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是国家卫健委交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希望大家能够严肃对待，并提出了委员的原则和要求，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严格遵守：

一、积极参加指南制定与更新工作

二、积极参加讨论修订会议

三、积极组织和参加指南推广

四、保密与利益冲突

五、委员遴选原则

六、委员增补机制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可以更快地推动中国肝癌规范化的进展，为进一步提高中国肝癌患者长期生存率贡献我们的力量。

肝癌领域权威院士滕皋军院士表示，近数十年来可以说肝癌的治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面有介入和局部治疗的贡献，介入从体量来说早就超过年100万例次。100万例次就意味着，假如说介入和局部治疗前进一小步，就是肝癌的治疗前进一大步，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任重道远。

我们也可以说不负众望，在过去数十年里介入和局部治疗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无论是TACE技术、消融技术、HIAC技术、人工智能AI相结合的新技术、机器人技术、钇190治疗也正在快速发展。相信这是AI一定能够给介入技术精细化、精准化带来再一次的变革性发展。

在过去两年里面，更令人瞩目的发展是介入联合系统治疗，就在我们今年1月8日LANCET同期发表也是EMERALD-1和LEAP-012，也是今年1月份在旧金山ASCO-GI发了CARES-005，三项多中心的RCT数据，证明TACE联合系统的靶免治疗可以增效。

相信新版指南还是会基于循证医学的原则，突出中国的特色，扎根于临床实践，规范的制定流程，动态地更新机制的原则，也期待和其他的专家一起共同协作，一起为激励肝癌治疗打造肝癌诊疗的中国范式和世界标杆。

执行主任委员周俭教授和众位副主任委员表示，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大背景下，《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的治疗方案、新的治疗药物、新的给药途径、新的用药方法，使得肝癌诊断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指南需要不断地吸取最新最好的循证医学证据与时俱进，《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更新工作势在必行。

樊嘉院士对会议的质量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再次强调《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版）》更新经过了充分的探讨和精心准备，凝聚了各位委员的智慧、经验和实践成果。

指出每两年的指南修订，源于科学发展的持续推进、技术的不断提升与进步，以及一系列新治疗方案和理念的涌现，涵盖新药物、新方法、新技术等方面。尤为重要的是，AI技术的强势介入，深刻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和理念，构成了今天大家讨论的立足点。

一：站位

在更新和修订指南时，必须站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时立足中国国情和国内实际情况，同时可以与国际接轨或同步，将最新的理念、技术和方案融入其中，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大量的临床研究成果和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

二：科学性

指南的修订和更新，必须确保其科学性。在融入最新科学问题，必须遵守公正、公平和透明原则。

参与修订工作的成员须本领域经验丰富、声誉卓著的专家，共同完善指南内容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尊重每一个专家意见，在某些观点分歧上，要求大同存小异，努力融合多数人的观点与共识。其中，在共识达成过程中，每一个观点采纳必须全体成员进行公开投票表决，只有获得70%以上的支持才能被采纳；若支持率低于此标准，则需谨慎考虑。这一做法旨在彰显其科学性与先进性。

三：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

指南的制定一定要具备广泛的可操作和可推广性，普适性一定要强。尽管，指南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医务人员，然而，一旦患者罹患此病，他们便会格外关注该疾病最权威的指导、指南或解读，这一点至关重要。指南应包含简要版，其语言需简洁明了，不仅要让医务人员易于理解，也要确保患者能够基本读懂。

今天，无论是DeepSeek还是当前构建的众多模型，均基于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众多指南和共识进行构建。在整合这些资料后，通过深度思考、分析和推理，进而进行综合考量。同时，模型在不断接受外界的提问和质疑过程中，也在持续进行深度学习，从而能够产生相对快速的数据处理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充分展现了我们的努力。

对于某些学术观点，期望大家能够积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即便在这一领域存在争议，争论本身是积极的，有助于充分展现和阐述各自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其关注的焦点，以及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的独到之处，还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分享对于我们在制定指南时提供警示和参考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并非所有观点都会被纳入，但它们无疑会成为重要的提醒和参考。

四：前瞻性

最后，指南的更新和修订内容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瞻性。若缺乏前瞻性，可能无法准确把握未来发展的趋势，例如诸多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前沿动态。这些前瞻性内容应在我们的讨论中得到体现，尽管某些方面探讨得较为深入，而某些方面则相对简略，但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和规划应贯穿始终。如此一来，在后续更多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加持下，我们更将展现坚定的责任担当。

我充分理解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初衷和愿景。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必然需要以全局视角统筹考量，其决策视野不仅涵盖医学专业维度，更涉及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工程。专家委员会的构成不仅涵盖医学权威，更汇聚了深谙国情民生的行政领导和跨领域学者。这种多元化的智力支持体系，能够系统性地平衡医疗卫生改革中的政治考量、经济规律和社会承受力等多重维度。当诊疗指南明确载明相关医疗行为时，患者对医保支付的合规性必然产生合理期待。如何实现临床规范与医保政策的高度协同，这确实是需要持续优化的重要课题。

当前许多新的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及基因检测尚未获批，但相关探索和研究已广泛开展。尽管我们的指南未必全部涵盖，但应逐步将这些内容纳入，如前述的肝细胞癌、胆管癌中的一些敏感标记物，它们可能对临床治疗有指导意义。可以进行相关检测，这不仅涵盖最先进性——即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还确保了一定的覆盖面。概括这些内容既不违规也不违法，却能提醒大家为何在病理检测中需关注这些指标，因为这对未来临床治疗和指导具有重要意义。这正是我们强调前瞻性的原因。

中国肝癌规范行动凝聚多方力量，推动肝癌诊疗事业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