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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吴杨奖）是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和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于1994年共同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医药卫生领域努力钻研并作出突出贡献、被社会及同行广泛认可的优秀医药卫生工作者。2018年第十九届吴杨奖颁奖典礼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汤钊猷院士荣获特殊贡献奖。
汤钊猷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肝病领域勤奋钻研，开创多项肝癌诊治理论和技术，包括“亚临床肝癌”概念、“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及肝癌转移新理论等，带领研究团队为肝癌诊疗技术的进步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报有幸采访到汤院士，请他对几项重要成果及其从医感悟进行了分享。
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和北京大学药学院张礼和院士为汤钊猷院士颁奖
“亚临床肝癌”理论的提出推动了肝癌的早诊早治
汤院士在采访中指出，肝癌早诊早治的意义，一是大幅提高疗效，二是提升国际话语权。汤院士主编的英文版《亚临床肝癌》（Springer出版社）1985年在全球发行，现代肝病学奠基人汉斯·波普尔（Hans Popper）在前言中写道：“亚临床肝癌这一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
亚临床肝癌是指没有症状的肝癌，此时肿瘤多为核桃或枣子大小；而症状出现时，肿瘤至少是苹果大或更大；同样手术切除，这两种情况下的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相差一倍。至今，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大规模统计研究都认为，肝癌疗效的提高主要归因于早诊早治。
汤院士指出，他们医院肝癌住院患者的5年生存率，20世纪60年代时不到3%，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这一数据提高到44%。由于早诊早治的推广，肝癌已从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汤院士及其团队也因此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及肝癌转移新理论促进了肝癌诊疗进步
癌的转移是攻克癌症最根本的问题，研究转移需有动物和细胞模型。汤院士带领团队通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建成“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已提供给全球两百多家研究机构供其研究之用。
肝癌转移研究的意义，一是通过模型可筛选出在减少转移发生风险方面有价值的药物，如干扰素已使患者受益；二是对癌转移提供一些新认识和新思路。研究发现，肝癌转移起源于原发瘤，即使小肝癌也可能有很高的转移潜能，所以要早期干预；癌转移是全身性病变，不仅癌细胞有遗传变异，而且癌周微环境也有遗传改变，为此对付癌转移不能单针对癌细胞，还要改造微环境和改造全身，从而扩展了对付癌转移的视野；肝癌转移至少涉及153个基因，单一或少数几个基因的干预难以完全解决问题，综合治疗将是长远方向。汤院士的这项研究使他获得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肝癌诊疗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 攻克肝癌仍有巨大发展空间
时光荏苒，汤院士已从医60余年。他作为医生的最大享受，便是目睹肝癌患者从“走进来，抬出去（死亡）”，转变为“走进来，走出去（好转或治愈）”；以及看到多数长期生存的患者来自于肝癌的早诊早治；还有看到40多年前治疗的患者居然成为百岁寿星……
改革开放以来，“洋为中用”，肝癌诊疗技术已日新月异。从国家角度来说，“发展是硬道理”，但作为医生，“提高疗效是硬道理”。
提高疗效要从我国的需求出发，要勇于质疑过去的理论和规范，进行精细的实践，才可能形成特色。汤院士强调，攻克肝癌仍有巨大发展空间，需秉持“需求出发，中国特色，和谐包容”的宗旨，相信年轻学者必将能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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