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要点】医事活动领域，更是一个讲求过程结果对错之地、一个追求权利义务对等之所。医生，不是神，不是什么病都治得好；患者，不是圣，不是什么果都看得开。

比如，要强调的是，不在工作岗位履职的医师，比如外出旅游的医师，其活动不属工作履职，也不受《医师法》调整。此时的外出活动，不是工作岗位的履职活动，只是有着医学专业技能的一个公民在活动，此时活动受《民法典》调整。在自愿实施急救问题上，《医师法》并没有理念创新，也仅把《民法典》相关规定予以具体化而已。

宋儒亮

服务医事法治实践最前线，讲好医事法治前沿故事，须强理念、懂塑造、重强化，不断向法治建设要福利要红利，更好传递医事法治是给医事活动各方最大的福利之声。

更注重从理念上提升讲好更高水平医事法治故事意识。问题的化解，背后在考理念掌握和运用。理念引导上，我们从来不缺乏情之类表达、理之类诉求，但法之类阐释，恰是我们的理念传播传递的薄弱环节。当前在医事法治领域，尽管进步显著，但欠账太多，尤其是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上更是短板，顾虑、担心或者欠缺，等等都是可能的心态或者状态。为此，我们更需要强调工作理念和方式的转变、转型和转化。法治建设，扬长避短的工作，我们会做；但取长补短的工作，更要去做，比如，“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对医事法治建设工作的一个新要求。

也即，要保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医事活动，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落实在医保基金监管上，就要呼吁尽快明确“诊疗规范”的制定主体和程序，让医务人员面对“诊疗规范”等规定时，不再无所适从，不再手忙脚乱，监管好医保基金使用同时，让我们当下的监管是可重复、可示范和可推广的；落实在是否依法行医的认定和导向上，立法就先要界定“医师”及其“身份履职”，要以法律规定对内外有别情况予以区分，既让工作履职中的医师们，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又让非履职活动中的“医师们”，敢于见义勇为做好人好事，真正把具有的专业技能展现成医师们扬眉吐气的一项资本，而不是自觉痛苦且又备受他人质疑的一个把柄，明年实施的《医师法》第27条第3款体现了这样的价值导向，其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要强调的是，不在工作岗位履职的医师，比如外出旅游的医师，其活动不属工作履职，也不受《医师法》调整。此时的外出活动，不是工作岗位的履职活动，只是有着医学专业技能的一个公民在活动，此时活动受《民法典》调整。在自愿实施急救问题上，《医师法》并没有理念创新，也仅把《民法典》相关规定予以具体化而已。落实在医疗纠纷预防和化解上，就不能忽视科学性、专业性，不能在医疗纠纷争议处置上“和稀泥”“搞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等等之前被否定的观念做法绝不能改头换面、又卷土重来。要坚持由“情理法”向“法理情”转变，要树立“维稳的实质就是维权”导向。总之，医事法治故事讲不讲得好，不仅是口才问题，更是背后理念问题。具备高水平的医事法治理念，可以推动更高水平建设的医事法治，有助实现更高水平的健康中国建设目标。

更懂得从导向上塑造讲好更高水平医事法治故事本领。众所周知，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这五张牌建设更高水平中国的新符号。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数字中国，是规定动作，其他，如“行动中国”等等，都是自选动作。打好这五张牌，通过诠释清晰它们其中的差异，讲好真实、全面和立体的中国故事，是我们的一大初心。这其中，五大建设，它们彼此之间，尽管维度不同，侧重点不同，符号意义不同，但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比如，“平安建设”就不同于“法治建设”。这方面，以医事法治建设领域而言，尤其亟待提升和示范的就是进一步推动平安中国向法治中国迈进和跨越。

先举一个学校事例，让我们感受“平安”和“法治”导向之不同。生活告诉我们，现在很多小男孩越来越文静内向。支持理由很多，比如要保证孩子在校平安。这没有错，但放大了恐怕易走极端。运动是孩子的天性，男孩更甚。因此，要保证孩子在校“平安”，没有风险，最直接方法就是加强管理，呆着不动，让孩子保持静态，拒绝对抗活动，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都有要改变这个状况的需求！但怎么改变？这其中，《民法典》出台，支持最大。《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显然，有了法律“自甘风险”制度的支持，我们就有了从“平安”到“法治”的改变与提升的制度力量。此时，若仍呆着不动，不是最好选择，尽管可“平安”，但难兑现“法治”。

强调的是，不能把“平安”和“法治”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它们之间，互相成就，只是侧重不一样。“平安”，我们需要；“法治”，也同样需要。一般而言，“平安”，更注重结果导向，强调“静态”，不足就是“平安”的强调，很容易让既有的法定权利被牺牲或者被忽视了。“法治”，更注重过程结果，强调“动态”，把赋予的权利充分予以释放，就是特征之一，但随之也有风险，校内体育运动孩子易受伤。怎么选择？权衡之法，就是出台“自甘风险”制度。从这个意义来说，要释放孩子天性，要男孩子好动特点充分释放，就要突出法治，就要推进依法治校。

同样，医事活动领域，更是一个讲求过程结果对错之地、一个追求权利义务对等之所。医生，不是神，不是什么病都治得好；患者，不是圣，不是什么果都看得开。进行医疗活动，面对都不想见的结果，纠纷争论就在所难免，那么，这其中的理念坚持和贯彻就弥足珍贵：坚持和贯彻“不和稀泥”“不背黑锅”“不当冤大头”等理念，就是预防和化解纠纷、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态度、常识和言行。

怎样兑现？这方面，可从导入和诠释这五大——平安、法治、美丽、健康、和数字——元素着手，培养加塑造，更好提升讲好法治故事的本领。高风险，往往意味高收益，自然也要有高水平。以手术为例，敢不敢、能不能开展具有较高医疗风险的诊疗活动，挑战的就是医院实力、医生的水平。因此，要进行这方面的手术，就要医法同行，比如，从法律风险防范上，就要提前预备应对方案，主动防范突发风险；《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开展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等具有较高医疗风险的诊疗活动，医疗机构应当提前预备应对方案，主动防范突发风险。”

据此，推进更高水平的的行医能力和水平，就要更加注重、更为优先提升法治思维和方式能力，更要强调坚持规则、运用规则和享受规则，更突出在规则之外没有例外。实现这类的法治思维和方式的传递、传播，需要平台载体，需要好故事好作品，更需要培养和塑造讲好更高水平医事法治故事本领。

更突出从工作上强化具有讲好更高水平医事法治故事的新习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习惯。时代不同，特征习惯就不同。解放之前干部，革命精神特浓；八十年代干部，改革意识较强。进入新时代，如何具备更高水平的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能力，成为这一时期党政负责人工作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新特征。毕竟，进入新时代，大势的发展，我们更加强调“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只要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工作开展上具备有这样的特征，就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将随之不断跟进和日益完善，这，既是坚持抓好“关键少数”的法治初心，也是“关键少数”抓好了就有效目的。

这方面，已有了很好的法治举措和法治示范，比如，地市市委书记就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向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述法报告；地市行政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法院院长亲自开庭审案、检察院检察长亲自参与提起公诉，等等。这些都是好的开头，也还都需要不断从工作上不断强化、不断深化和不断教化，让具有讲好更高水平医事法治故事的新特征，最终内化成为领导干部的工作特征和习惯，实现更广层面和更大范围的普及和推广。

医事法治是给医事活动各方最大的福利！爱史的地方，人少犯错误，人就更多智慧。有幸担任执行主编，承担编著了国内第一部《广东法治史》。编后之后，更加深感广东能够有今天，与广东对法治的热情拥抱、衷心接纳、精准吸收和科学运用，密不可分，息息相关。在衷心希望《广东法治史》之后，又能有诸如广东立法史、广东执法史、广东司法史，等等之余，也衷心期望，要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公平正义，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就要占领医事法治制高点，就要紧跟医事法治建设新步伐，就要强化讲好医事法治建设故事能力，通过不断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让医事法治建设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去、往心里去和往高水平去。实现这样的目标征求，唯有不断强化理念引导、持续进行培养、精心进行特征塑造，我们才更能有信心、能力和水平推进更高水平的健康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宋儒亮，循证医学博士，法律学教授，国家一级律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应急管理教研部书记、主任。

    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首届咨询专家。“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主讲专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三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兼任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中国医学论坛报第二届医事法学理事会理事长、广东省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全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