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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腹生子」成买卖，自愿出租子宫的人后悔了吗？

2020-09-20作者：壹声热点

妊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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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之下的灰色地带，

映出的是人性和现实。

寂静的实验室，一排排冰冷的孵化器排列整齐，新的胚胎被放置在营养液中，在粘液中不断地发育成熟，直至最后呱呱落地。

在诸多科幻电影中，都经常看到这样一幕繁衍生命的景象。这样类型的科技，总是由反派掌握和使用。

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个的活人化身为孵化器，一群女性用自己的子宫替其他人培育着新的生命，通过肉体为胚胎输出营养。成熟的新生命从落地之日开始，就和母体不再有任何关联，隶属于另外的生命。

这就是代孕，听起来和借助人体繁衍的外星异形毫无区别，母体只是被物化的子宫，被禁止与婴儿产生情感的联系。

代孕是指将受精卵子植入孕母子宫，由孕母替他人完成分娩过程。代孕时需植入他人的受精卵子，精子与卵子在人体外的结合，必须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我国有关法律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做了严格规定。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医疗机构中实施，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

我国明令禁止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及胚胎。

也就是所谓的“借腹生子”。

当借腹生子不再讳莫如深，而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阳光照耀处，昔日的地下产业正迫不及待地伸出双臂，向我们每个人逼近。

失独的父母、无法自然受孕的年轻夫妻、无暇怀孕的企业高管、同性恋及跨性别者群体......很多人都想要属于自己的孩子，但自身条件无法支持。

他们的希望，一起寄托在代孕上。

他们向代孕伸出了手

传宗接代与道德伦理碰撞之下，

人性一览无遗

生不出男孩，婆家失望透顶

38岁的阿华（化名）来找代孕的时候几乎全家出动，为的就是找个好代孕，生个男丁。

阿华其实有生育能力，在此之前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不过都是女儿。在生下第三个女儿的时候，婆家已经失望透顶，不再指望着她能生个儿子。

她婆婆说：女儿不是不好，但总得嫁出去，所以一定要有儿子。

于是，公公托人找了家代孕机构。进门的时候一家人看上去五味杂陈，全程阿华都安安静静坐在一旁，时不时点点头，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

公公婆婆也没怎么搭理她，完全看不出是一家人的样子。

选好代孕的人选后，阿华的老公和公公走了出来，各点了支烟。公公深吸了一口，吐出烟后又叹了口气：唉，希望这次能抱上孙子吧，你老婆真的很不争气，白白花了这么多钱。

阿华老公也叹了一声，没再说话。

十几个月后，阿华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一家人在医院乐坏了，阿华则是长舒了一口气。花了近100万，传宗接代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吃再多药，你都得生一个”

和老公结婚第五个年头，阿芳（化名）吃了两年的药。

先前怀过孕，但意外流了产，导致子宫受损。医生说能再次怀上的几率很小，但他会尽力治疗，随后阿芳成了家里的药罐子。

结婚很久却没怀上孩子，久了村里难免有流言蜚语，每当过年亲戚朋友问起这事的时候，她老公的脸色都会很难看，半天才挤出一句：还不想生。

之后几天都是黑着脸，阿芳早已成为习惯，只是心中还是会很难受。

他家是一脉单传，无论是她老公还是老一辈的人，都不希望在她这里断了香火。

所以吃再多药，她都得生一个。

两年来，药往死里吃，吃到吐还得接着吃，心疼的只有阿芳的妈妈。反反复复的吃药并没有让阿芳有所好转，等不及的老公找了朋友帮忙，东拼西凑了些钱找了代孕。

去代孕机构的那天，阿芳有所庆幸，也有所失落。庆幸自己不用再吃药了，失落是因为孩子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

阿芳的老公按月份大小买了几个假肚子，然后告诉所有亲戚：阿芳怀孕了。阿芳终于不用吃药了，但要开始假装孕吐了。代孕成功后，抱着孩子回家时，阿芳老公脸上尽是喜悦，他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

“车祸去世的孩子，我们很想他”

老陈（化名）今年五十好几了，有一个儿子，快到了结婚的年纪，按着正常的剧本走，他可能快抱上孙子了。

但生活总喜欢开玩笑。几年前一场车祸，白发人送黑发人，获赔了不少钱。

夫妻俩每天以泪洗脸，他们面对的不止是思念之痛，还有亲戚朋友们对这笔钱的觊觎。

烂赌的大侄子隔三差五上门讨好，每次都会以各种理由借钱，数目一次比一次大，借了几次后老陈不敢再借了。

另外一个侄子准备结婚拿不出彩礼钱，上门找老陈又要了一些。

朋友给儿子建新房，找他也借了不少。

一来二去，所有人把老陈当成了提款机，丝毫不顾及他正处于丧子之痛中。当他拒绝，便成了众矢之的，话有多难听就说得多难听。

思子心切，老陈和老婆想着再生一个，也算给这笔钱一个着落。

多方打听之下，终于找到了代孕，没什么特别要求，就想有个自己的孩子，填补对儿子的思念，打消其他人对这笔钱的念头。

两个年过半百的人，那天听见孩子哭声的时候，掩面痛哭，有喜悦，更多的是思念。最庆幸的是，他们终于不用再受那些恶心的人骚扰了。

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孕不育人群的比例也在大幅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20年不孕不育率从6.9%升至17.1%。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这一数据还将不断提升。据调研预计，我国不孕不育率到2023年或将增长到18.2%。

此外，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由于年龄等因素自然受孕困难。同他们一样渴望拥有孩子的还有众多失独家庭、“LGBT” （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群体。

代孕需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另一头有足够的“妈妈”接得下吗？

一个孕妈倒下了，还有千万个在路上

“中国的地下代孕，没有合同，

不讲条件，价格还便宜……”

陆晓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轿车会开向哪里。眼罩蒙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机，黑布堵死了车窗上可能透光的缝隙。车里还有三个女人，和陆晓琳一样，她们身陷黑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将去往何处。

陆晓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却知道她们登上这辆车的缘由，都是为了赚钱。其中一人和她一样，为不孕不育者提供代孕，满足他们借腹生子的心愿。另两人不愿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

几小时后，几颗与陆晓琳并无血缘关系的胚胎将植入她的子宫，十个月后若能顺利生产，她将获得18万元的酬劳，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将为此付出七十余万元。

陆晓琳平日里被叫做“代妈”，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户面前，中介又把她唤为“志愿者”，“为爱心孕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人”。中介把高额酬劳吸引来的“志愿者”们集中在一起住宿，24小时看管，不准随意外出，不准乱吃东西，不准穿高跟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跟任何人透露住址。

唯一鼓励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在八人一间的宿舍里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等待的时间或许几天，或许几个月，还有人等了四五年，其间每天只领20元生活费，“这钱别人挣得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挣？”

躺上手术台，陆晓琳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对面房间摆放着两个冒着冷气的大桶，里面都是冷冻胚胎。医生用金属窥阴器撑开阴道口，在B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这是一根极为细小的管子，顶端还有一小段更细且具有弹性的小管。助理递给医生一个连着细小管道的针筒，将胚胎注入了陆晓琳的身体。

距离她来到这家代孕中介公司的那天已过去了半年多，她觉得苦日子总算有了到头的时候。

……

如今陆晓琳已结婚一年有余，夫妻二人曾多次尝试要一个孩子，却一直没有结果。陆晓琳心里清楚，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困局。做代孕是为了赚钱生子，然而经历了反复移植、流产，她很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她每个月都偷偷去庙里烧香拜佛，企望上天赐予她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而她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

一边是婴儿被当作商品按体重加价格、不符合要求的婴儿会被提前流产，甚至“退货”，然后被中介“另作处理”……

一边是卵子和子宫的买卖，个别“代孕村”频繁出现代孕产妇患病甚至死亡。

代孕，没有“自愿”的说法。

如同那位妇女说的：“一边是辛苦种田打工年入不到两万，一边是去城里呆一年拿到二十万，你说怎么选，我就是入行太晚，要不房子早盖好了！”

即使她选择拒绝，她的家庭也会跟着拒绝吗？

现代的商业代孕，依然是这一模式的翻版，贫穷阶层的妇女，将自己的卵子和子宫出售给能付得起价格的人群。除一些特殊的咸鱼翻身个案外，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有一笔意外之财就完成社会阶层的跃进。对贫穷阶层而言，生活中的这个“小水花”，得到的风险和问题要远大于意外之财。

简陋版的自由经济理论称赞这种交易：一方有需求有钱，一方有子宫缺钱，于是他们资源互补，在没有欺骗、没有暴力的前提下，进行了等价有偿的行为，是需要尊重的市场行为。

有市场怎会没人逐利

“管吃管住，按月发放营养费生活费，钱可提前预支。”

北京某三甲医院生殖中心门口的小广告摄：姜姜

对孩子的渴求，这种“人之常情”，成就了地下代孕市场的“红火”和超高价格。

现在的代孕产业链已相当完整，形成了包括委托方、代孕中介、代孕妈妈，以及实施代孕技术的医务人员或诊所、代孕的药品器械提供者、媒介公关等。

一家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匿名员工透露，为了躲避监管，公司会将办公室直接设在私人别墅里，仅从外观根本无从得知，这里竟然藏有一个存放了上千胚胎的实验室。

为了招募到代孕女性，公司打出的广告也极尽鼓吹之能：“管吃管住，专人服务，按月发放营养费、生活费，钱可提前预支。”

物质诱惑下，报名者蜂拥而入。在湖北潜江七里村，“代孕”已成为当地人心照不宣的发家之道，有妇女年近五十，仍想着最后一搏。

卵子能卖子宫能租

“借”肚子 “挑”卵子跟选商品一样

“我们找的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这个年龄卵子是最好。”代孕中介负责人很自信地说，卵子好价格也就低不了，购买这样女孩的卵子需要三万元到十万元不等。

“她一点都不漂亮，又没双眼皮，耳朵又小。最好是这个，但她唯一缺点，下巴有点往上兜。”在广州的一家代孕中介，六七个女孩在接受一对夫妇的挑选，看五官，量身高，听谈吐，像严格挑选商品一般。

多家代孕中介的负责人称，代孕不仅仅可以“借”肚子生孩子，甚至卵子也可以任你挑选。又“借”肚子又买卵的客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介也非常乐意为这样的“高端”客户服务。因为这些卵子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代孕的成功率也会因此大大提高。

政策不允许、法律禁不动的中国代孕

伦理和法律成为技术难以逾越的高墙

李琳和高俊结婚后，她向丈夫透露自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最终购买了他人卵子，再通过代孕的方式生育了一对龙凤胎。不幸的是，高俊在2014年因病去世。之后，高俊的父母和李琳之间就子女的抚养权展开了一场官司。

这是一场奇怪的官司，法院也颇为一头雾水。孩子和爷爷奶奶之间有血缘关系，和母亲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孩子并非来自于婚前，而是婚姻关系之后的婚外生育，和母亲之间有抚养关系，却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面对这个难题，一审法院根据血缘关系，判决孩子归爷爷奶奶抚养。而到了二审阶段，法院基于高俊父母年纪过大，从利于儿童成长的角度，将孩子判给了母亲。

这场代孕，遭遇生活的突变之后，撕裂了一个家庭，演化出一场法律也觉得棘手的亲情纠纷。为了能将代孕出生的小孩户口落在父母名下，必须伪造出生医学证明，假装是委托人所生。所以，当案件被提交到法院以后，就会出现奇怪的局面，在这段婚姻关系内出现的儿童，名义上属于这对夫妻，理论上由妻子生育，然而法律上的母亲不是血缘上的母亲，但是又不存在收养关系，也不属于继母关系，等于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孩子的母亲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抚养孩子，才能认定为孩子的母亲。这一规定落后于科技发展太多，代孕的出现，给出一个天问：有些爸爸妈妈达不到法律要求的爸爸妈妈，世界这么乱，究竟谁才是爸爸妈妈。

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据一名对原卫生部代孕禁令知情的人士称，这是卫生部曾参考国际情况，分析当时对代孕作出规定的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才决定禁止代孕。

原卫生部禁令出台十余年后，近几年有关代孕的争议时常兴起。呼吁开放代孕者，以代孕需求庞大（如较高的不孕不育率和失独群体增加）为由，提议代孕合法化。

2017年春节后，互联网的第一场论战就是关于代孕，有接近300万人在新浪微博上参与了“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这场讨论源于《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名为《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报道。在报道中，有些专家表示，“应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代孕即将解禁的信号，不过后来这个声音不了了之。

相应的伦理讨论也因此而来。有人认为，“代孕”是以往“借腹生子”模式的变种，会将人类的生育活动推向市场，使女性的生殖器官变成制造和加工婴儿的机器，婴儿也变成产品。他们甚至担心这会形成一个新的阶层，部分人靠提供身体的部分和产物给经济上富裕的人生育为生。

地下卵子交易对卵子供求双方不做任何监管，埋下严重的伦理隐患：一个人的卵子使多个家庭受孕，当供卵基数变大，“天下所有的恋人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这个段子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变成现实。细思极恐。

另外，商业代孕把人的生育降低为工具性的需求，是否本身就隐含着对生命的不尊重？

某代孕机构中的代孕妈妈们

私人代孕迅速崛起之后，有专家提出是否可以相应地放开非商业代孕，一些医学指征的案例可以开放，这样可以相应规范目前的代孕行业。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决定不修改。理由是，代孕技术虽然很成熟，但对于技术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医疗管理的相关规定却相对落后，还是应该全面禁止。

没有充分约束的直接结果是，执法力度低。

代孕，一个在中国大地上近乎被妖化的名词。背后总是不乏嗤之以鼻，世态炎凉和孤独心酸。

从人权上来说，任何群体中的任何人都有权利获得孩子。所以，当很多人在谈论代孕时，其实是在谈论获得幸福的方式。

但不孕不育的解决途径有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代孕并非唯一选项。

也有人说，他们的幸福需要建立在个别人的痛苦之上。其实不然。

从医学角度看，不论是代孕还是自孕，都存在医学风险。孕期的各种并发症和手术中的风险不该因为“代孕”或“自孕”而被扩大。

代孕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复杂，值得关注的问题。完全禁绝，实际上并不能做到。但现在将其合法化，恐怕也为时过早。

至少，有关部门应该尽快从法律上明确态度，规范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避免在执法过程中无法可依的窘境。

科技的发展，社会空间的扩大，给了代孕凶猛的空间。代孕给了生育能力有缺陷的家庭遗传基因的希望，也给了社会诸多伦理的困扰。

这时，该打造一个笼子，将代孕驯服起来，斩断它的尖牙利齿，留下它的益处。

来源：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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