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英教授：肺癌防治管理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早期筛查和早期治疗，筛选肺癌早期高危人群，进行低剂量螺旋CT检查，若检出肺内结节，需完善肺癌自身７项抗体检测，尽早门诊就诊；其次是肺癌的精准评估和诊断，通过肺部增强CT扫描评估病灶特点、血供情况和淋巴结转移情况，气管镜或经皮肺穿刺活检进行病理检查及基因检测，根据各项检查结果综合评估患者病情进行诊断；再次是多学科会诊（MDT）和精准治疗，MDT包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胸外科、肿瘤科和放疗科，精准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化疗和联合治疗等；最后是慢病管理团队，设置肺癌门诊，开展健康宣教、疗效评估、患者康复等项目，建立肺癌患者档案，加强随访，最大限度节约患者的时间和治疗成本。

患病率高、诊断率低、依从性差、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无疑形成肺癌诊疗的瓶颈，因此，真正地实现基层机构与上级医疗机构良好互通，在肺癌诊疗中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建立互联网医学分级诊疗云平台，实现专科、全科、家庭医生三级联动，医师、患者与医疗设备的整合，在社区、基层医院和上级医院之间形成团队协作，辅助智能化医疗资源同质化管理与信息共享可以进一步优化这一工作。

周建英教授：临床医生需要高度重视MET靶点。首先，MET突变并不少见， NSCLC 患者中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发生率为 0.9%~4.0%。原发MET基因扩增在NSCLC患者中的发生率为1%~5%，继发MET基因扩增在EGFR TKI耐药患者中发生率为5%~50%，MET蛋白过表达在NSCLC患者的发生率为13.7%~63.7%。

其次，针对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的检测，共识和指南中均推荐基于DNA层面和RNA层面的NGS检测及PCR检测，方法成熟。荧光原位杂交（FISH）是MET扩增检测的金标准，但是FISH检测精度要求比较高，结果判断上相对困难。免疫组化（IHC）是MET蛋白过表达常用的检测方法，经济且快捷。针对不同检测方法，临床上最为常用的检测方式是二代测序（NGS），可同时检测多个靶点的异常，包括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MET扩增和MET融合等。相对而言，NGS检测覆盖的靶点全面。此外，多方法的组合检测有时也可以助力我们识别MET异常的表现形式。实践中，临床医生也应与病理科医生、检测中心医生开展紧密的合作，助推少见靶点的识别。

周建英教授：对于出现EGFR耐药的患者，识别其耐药机制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患者在经过1-3代EGFR治疗后均会发生疾病的进展，继发MET扩增在EGFR信号通路被EGFR-TKI 抑制时，其作为旁路信号途径绕过EGFR激活下游通路导致耐药。不同代的EGFR-TKI耐药后出现MET基因扩增的比例不尽相同，第一、二代EGFR-TKI耐药后MET基因扩增的比例为5%~22%，第三代EGFR-TKI奥希替尼一线耐药后MET基因扩增的比例为7%~15%，二线耐药后为 5%~50%。针对上述患者，化疗是临床上最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单药化疗及免疫治疗效果不佳（mPFS约4个月）。

目前关于Ⅰb类MET TKI的研究进展十分迅速，多项临床研究数据表明，EGFR-TKI联合MET抑制剂可能是继发MET基因扩增导致EGFR-TKI耐药患者的潜在治疗策略。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明确指出：MET扩增患者在出现EGFR-TKI耐药后应使用MET-TKI联合EGFR-TKI治疗。

周建英教授：高选择性Ⅰb类MET抑制剂—伯瑞替尼（PLB1001）亮点显著：其药物结构经过更新迭代，具有更强的亲和性，临床研究结果取得了截至目前为止最佳的ORR数据，PFS长，且PFS的数据还在不断更新中。研究结果提示伯瑞替尼对经治患者疗效很好（ORR 70.6%），高龄患者亦同样适用。

由于伯瑞替尼独特的环丙基结构具有很强的亲脂性，因此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较高，可有效控制脑转移病灶。伯瑞替尼的临床研究包含4个队列（MET14号外显子跳跃突变，经治和初治原发MET扩增的患者以及MET抑制剂治疗后患者），同时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其适应证非常广泛，其中胶质母细胞瘤Ⅰ期数据已经在CELL上发表，并且应对继发MET扩增的联合治疗项目也已经开启，我们期待这样优秀的药物早日获批应用临床，为NSCLC患者带来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