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亮时评】继续做“论文人”，怕还将是一个大概率的无奈事实。成为“论文人”，主要还不在认识，更多在管理；不先因个人选择，更多是单位规定。杜绝“论文人”，科研管理机制的改革最要紧。

来源：光明日报    转发：中国青年网    时间：2021-05-11

这几天，最吸引学界眼球的事件，莫过于新版CSSCI目录要发布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在4月26日晚上公布了部分学科的C刊目录（南大核心期刊目录），引起学术人的无尽兴趣。好几个群里，好多学术公众号，都在讨论有哪些期刊列入了C刊，又有哪些期刊调出了目录，一时之间，紧张的气氛陡增。甚至还有人提醒，以后论文投稿要谨慎，千万别选那些挣扎在C刊生死边缘的期刊。

笔者虽然经常写点文章，但是发表在C刊并不多。细细想来，这也许是受大学时哲学系教授们的风气熏陶。从读本科开始，教授们不仅不鼓励、指导学生们发表论文，也很少有老师与学生合署论文，反而是不少教授提醒要谨慎地思考、审慎地发表，大有“述而不作”的古风。沉浸其中，深受影响，以至于笔者发在C刊上的第一篇论文，谈的是志愿服务。其后还写了不少志愿服务、新闻传播学的论文，却一直没有尝试发表哲学论文。真是不敢，一怕言不尽意，言多必失，二怕说得不对，丢人得很，所以颇怀敬畏之心。毕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家时间都很宝贵，用不对或者不好的东西去影响别人，真是误人。

不过，不鼓励发表论文，并不代表不要重视写论文。在哲学系，老师们对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的要求还是颇高，很多课程作业或考试中，都包含着论文写作和指导。对于每篇论文，自己也非常重视，常常专门花上两三周时间进行写作。只是写就写了，很少去考虑发表的事情，总觉得自己谈得再好，都只是一管之见，比起那些哲人巨著，他们经历时光的千锤百炼，早已讲尽了人生至理。也许更重要的，真不是怎么想、怎么说，而是怎么去做，如何去行动。就像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行动和实践更能彰显人的生命力了。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刮起了一股“言胜于行”的论文风。不仅写论文、发论文成了做学问的第一等要事，而且对论文数量和刊物级别的要求越来越高，老师、学生们的竞争白热化，内卷得非常厉害，呈现出“四化”特点：一是论文写作的功利化，纯粹为了发表而写论文，而不是为了表达或者研究而写论文；二是论文写作的精致化，为了在激烈的论文竞争中获得匿名评审专家的青睐，论文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奥、也越来越模型化，就像是一个个精雕细琢的艺术品，雍容华贵却多多少少有点华而不实；三是学术圈层的附庸化，核心期刊正在取代研究院系，越来越成为学术世界的核心节点，控制和影响着思想的输出和交流；四是论文写作发表的产业化，既有白色的产业链，通过学术训练营教人写发文章的“屠龙术”，也有花钱代写代发的黑色产业链，让学术研究沾上越来越强的功利味，让我们逐渐迷失在这股迷雾之中。

近些年，就连颇有古风的母校，也开始追求起又多又好的论文来。在各种评价体系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C刊之上，优中选优再选出一批顶级刊物作为A刊、B刊，对老师进行考核要求。我们的学术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等级森严的论文世界。论文的数量和级别，作为重要的标志物，将学校体系之中的每个学生、老师都排列到一个秩序井然的学术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里，老师不是老师，学生不是学生，而是一个个被论文数量和级别所表征和替代的“论文人”，根据论文的数量和级别，学生被分配奖学金和各种机会，老师们被排列成副教授、教授、二级教授，等等。在这个结构里，我们评价或者考核一个老师，不是听其言、观其行、知其心，而是看他的论文数量和级别。副教授等于2篇C刊，教授等于5篇C刊，所有的岗位都被“明码标价”，教师的存在，丧失了他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丰富而又饱满的“血肉”，而被简单化、量化为具体的数字。这些数字，时时刻刻地提醒着、规训着老师，把他们变成为论文而生活、而存在的“论文人”，把写发论文当作第一要务，至于有没有把学生装在心里，会不会认真地上课，要不要正儿八经地做些研究等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事情，倒是被排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尽管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以论文数量和级别论英雄”的弊端，并且提出要破除“五唯”，但是只要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门，仍然用数字化的思维和做法，来评估和考核大学的办学业绩和学科成绩；只要各种媒体、自媒体在做各种新闻报道时还在有意无意凸显被报道对象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只要高校在招聘、引进和考核教师时，明里或者暗里将论文的数量和级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就不可阻挡地在数据主义的沼泽里越陷越深。人们对于数字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好感，数字化更简明、更直观因而更容易被把握，显得更加客观、公允因而更容易被人接受，大家似乎都无法抗拒数字化管理和精准计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实，用数字“框”人，将人量化为论文、稿件的数量和级别，并不是合适的事情。尤其在高校管理上，过于强调数字化管理，将数字化思维和精准计算用在人的评价和考核之中，似乎很难带来好的结果。高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还只是以分数论英雄，以分选人，最终导向的就是白热化却低效率的学业竞争，孩子们为了提高1分，将潜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都耗费在重复的刷题和枯燥的应试之上。如今，类似的数字化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论文的数量和级别的竞争，只是数据主义无所不在，意欲掌控一切的一个表象而已。

人的存在，是多维度、多样化的，也是不可计算的。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灵魂，有着必须有别于他人、区别于物的尊严和个性。尽管数字化，包括考试分数作为个体智商的表征，论文数量和级别作为个体学术能力的表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状况，但是将其压倒性或主导性地作为唯一或者少数的指标，用来衡量和评价一个人，就会产生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风险，将我们引向唯数据是从、唯C刊是瞻的恶性竞争。写发论文是学者履行职业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学术交流的有益途径。写就写吧，发就发吧，千万别被数字化管理的做法裹挟，刻意去追求论文的级别和数量，特别在意C刊或核心期刊的动向，把自己写成了“论文人”。

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位教师出身的企业家朋友曾经劝慰笔者的话：“人这一生，不能活成了证明题，孜孜以求地去向他人、向社会证明自己，而要活成一篇散文，在自由的追求中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形散而神不散。”也许，这句话构成了对把学者们异化成“论文人”的学术数字化最有力的反省和批判。

（作者：李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