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我从湘雅医院博士毕业，被分配至和导师袁贤瑞教授在一个医疗工作组。那年，医院来了一名邓姓患者，她的颅内长了一颗拳头大小的胶质瘤，而且已经达到高级别。胶质瘤是恶性肿瘤，分为四个级别，级别越高，恶性程度也就越高。三、四级胶质瘤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称的“脑癌”。胶质瘤往往和脑组织长在一起，生长迅速，很难根治。

面对突如其来的病情，邓女士一家陷入了艰难的选择：更长的生存期，还是更好的生活质量？肿瘤切除得越彻底、越干净，生存期就会越长。但胶质瘤往往和脑组织边界不清，肿瘤切得越多，对正常脑组织的损伤也就越大。特别是如果肿瘤接近或位于功能区，患者术后痴呆、瘫痪，甚至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手术选择对病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对于医生来说同样是艰难的。作为主治医生，袁老师和我都希望患者不仅仅是延续生命的长度，更是生命的宽度。如果我们的手术只是能让邓女士日后像植物人一样活着，那么这对她以及她的家庭都是另一种形式的伤害与摧毁。

整个手术方案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最难达成的永远不是技术，而是医患之间的信任。患者多一分信任，我们就会多一分冒险的勇气；患者多一分怀疑，我们就会多一分退避的顾虑。终于，邓女士一家选择了手术，选择相信医生。袁老师很欣慰，决定亲自主刀切除肿瘤，并让我全程协助配合。袁老师说：“病人的信任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这样的冒险，值得！”

经过医患双方共同努力，手术非常成功。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邓女士的丈夫笑着说：“手术后的第二天，她的胃口就很好。我打了一份很大的饭，她跟我抢饭吃，一大碗饭她一个人就吃完了。”生活中的小乐趣折射出病人对抗疾病的乐观阳光心态，这让袁老师和我既感动又欣慰。

术后十二年来，邓女士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她和丈夫陪伴着儿子从小学到高中，一家人其乐融融。目前脑肿瘤随访数据显示，欧美国家高级别胶质瘤的患者，从诊断到死亡平均生存期是十八个月。而邓女士已经创下了湖南省高级别胶质瘤最长的生存纪录。然而，就在儿子高中毕业准备去美国读大学时，她的胶质瘤复发了。这一次，他们再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湘雅。

这一次，邓女士的情况比十二年前更为复杂：颅内的肿瘤不仅已经长到了拳头大小，并且在额颞叶、丘脑、基底节区和胼胝体等脑内多个部位均有分布。藏在丘脑岛叶深部的肿瘤病灶，与侧颞血管、颅底静脉、大脑前动脉和颈内动脉等包在一块，而且紧挨着视神经。基底节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如果在手术中出现短暂缺血，极有可能导致患者术后成为植物人。肿瘤后界也毗邻重要功能区，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神经功能损伤。如果肿瘤一次性切除不干净，二次手术的风险极高，患者术后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十二年前，我作为参与者见证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十二年后，我作为主刀医生，做出了和袁老师一样的决定——手术。

第一次手术后，邓女士接受了放疗，肿瘤区的正常脑组织已经不多了。所以这次我必须更加精准、慎重地切除肿瘤，更好地保护残余脑组织的功能。

我率领团队通过应用3D虚拟化技术重建患者大脑神经传导纤维与肿瘤病灶，这样就能够更加直观地显示需要切除肿瘤的大小、位置、与周围重要神经血管的毗邻关系。同时，我们对患者术前磁共振检查数据进行了精密的测算分析，逆向设计出开颅手术的切口，并采用激光定位描绘出了颅内肿瘤在体表的投影。为了验证手术方案，降低手术风险，整个团队还连夜进行了多次计算机虚拟手术演练，对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突发情况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讨论，并对手术入路进行了进一步优化，确定最终的手术方案。经过一周的精心准备，在神经外科、影像科、麻醉手术部和护理部等多学科专家的支持与协助下，我们为邓女士实施了手术。

手术之前，邓女士的家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把最后的一丝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但是，他们的信任不是认为我们一定可以妙手回春，而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的确，我和我的团队做到了！

手术后三个小时，患者醒了。卧床的她要下床去上洗手间，她对丈夫说要穿自己带来的格子拖鞋。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顿时消除了我们之前所有的担心和忧虑。手术的成功让邓女士的丈夫也十分激动，他在朋友圈写道：“今天又是一个产生奇迹的时刻，这个奇迹来源于湘雅三十五病房李学军教授，一个学军没学成，一不小心把医学成的人！历时十二年，我们见证了湘雅两代人创造的两个奇迹！见证了湘雅承前启后的伟大成就！尽管此时才想起晚餐，‘奢侈’一回加个桂圆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