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荡荡的武汉天河机场，只有我们这一班飞机降落，走出舱门，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

那是2020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四。我是同济医院急诊医学科的一名主治医师，随上海援助武汉医疗队第三批队员，一起赶赴武汉参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工作。武汉市第三人民医院（同仁医院）重症医学科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地点，主要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1月31日，第一次走进武汉三院光谷院区，我们每个人领取了一张临时出入证明，经过专用的通道，乘坐专用的电梯，我们来到医院为上海医护人员准备的更衣室。换上手术衣来到监护室门口，已经有很多医生护士在穿隔离衣和防护服了。四周的墙上张贴了很多穿戴防护服的指示图。虽然经过多次培训，但当真正面对监护室那铁门上的“重症监护室”几个大字时，我明显感到心跳加速，目光变得呆滞。

那时，武汉三院光谷院区重症监护病房（ICU）刚刚建成4天，但已具备了呼吸机、气管插管、透析等医疗设备，不断有电话打进监护室，要求将重症病人转过来。

第一次和武汉三院医生一起进入隔离病房，我有点畏首畏尾，不敢大声说话，也迈不开步伐，亦步亦趋地跟着大部队。作为一个在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工作数年的医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重症病房：安静得只能听见患者喘气的声音。病人们使劲儿地吸气、呼气，呼吸声一下一下地好似砸在我的胸口。能开口说话的患者用微弱的声音说：“医生，救救我吧！”我的手越攥越紧，救治患者的想法取代了慌乱和恐惧，仿佛又回到了最熟悉的监护室。查完房、脱下防护服，我们一个个脸上全是被口罩勒过的痕迹，双手皮肤因多次清洗而变得苍白。来到清洁区查阅患者病历，大家激烈地讨论着治疗方案，好像忘记了身处高风险的疫情中心，忘记了劳累与疲惫。医生就是如此，只要说到病情，就会忘记生死，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责任。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职业，这真是一群伟大的人。

那时，我们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自我防护工作做得很严格。每天去医院、离开医院、睡前都要洗澡，一次洗20分钟以上，似乎想把落在身上的每一粒微尘都清洗干净。可是，来武汉的第7天，我出现了声音嘶哑、咽部不适、干咳的症状。“不会是被感染了吧？”我心有疑惧，一想到这个问题就不愿意面对。我在武汉隔离期间，核酸检测显示是阴性，两位主任详细询问了我的发病过程和症状，认为没有大碍。5天之后，我的病情明显好转，心里踏实许多。我庆幸自己没事，更庆幸自己没有对团队造成影响。

看到团队的其他同事这么辛苦，我内心很不是滋味。我坚决要求重新回到一线，回到ICU，回到患者身边，履行我医生的职责，完成这次来到武汉的使命。这期间我就经历了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触动，也深刻体会到了疫情的残酷，我明白需要不断调整工作状态和心理素质应对这场硬仗，这样才能战胜它。

很快我们就适应了在武汉三院的工作，穿防护装备就像平时在临床工作中穿白大褂一样得心应手。我穿着3级防护装备，完成了上海团队第一例气管插管、第一例深静脉穿刺，那种成功的喜悦现在想来还是有些许兴奋。

ICU患者病情都很重，家属不能陪伴，也不能探视。有的患者一家都感染了新冠，被分在不同的地方住院，既孤独又恐惧。进入隔离病房，我们和患者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我们尽量安慰和开导他们，他们的好转和康复也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有一位40岁左右的患者，从我们抵达到离开武汉，他一直住在武汉三院。起初他的情绪很差，恐惧、悲伤和焦虑、绝望的情绪夹杂在一起，态度十分消极。“你要吃药呀！”我们开了药给他吃。“我不吃！吃了也没用！”他强硬地拒绝。他的身体很虚弱，每天只能用手机来了解外面的世界，看一会儿就感到很累。他知道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感觉自己患上了绝症。任何一个人，在40岁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可能都无法做到冷静、理性地思考。

大概过了快20天，他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看手机的时间也更长了。同时，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好消息。2月25日，湖北以外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那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名医护人员前来支援湖北。

我们每天查房去看他，告诉他，我们来自上海。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开始愿意配合治疗。两个多月里，他的各项指标越来越好，从重症转为了轻症，转去了方舱医院。我们回到上海之后，有一天收到了他发来的小视频。视频里的他已经完全康复，容光焕发，正在吹奏小号。可以吹小号说明恢复得不错。我们把视频发到医疗队的群里，大家都很高兴。他就像我们的吉祥物一样，见证了我们在武汉创造的奇迹。

在武汉的日子，远在上海市同济医院的急诊医学科吴先正主任每天都会发信息给我，询问我工作、身体情况。不知情的父母在电视上看到我，母亲有点担心甚至伤感，父亲告诉我：“要好好工作，注意防护，多救人。”

我是一个“女儿奴”，最牵挂女儿，几乎每天晚上都跟她视频。她会把新学的歌和跆拳道动作表演给我看，提醒我注意安全。3月20日是她的生日，我不能回家陪她，就在网上订购了一只很大的玩偶熊，代替我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3月22日，我们顺利完成了援助武汉的任务，准备返沪。离开武汉的前一天，我在打包东西的时候，一直在纠结。很多东西如喷洒酒精的小水壶，虽然不起眼，但很有纪念意义，想带走却装不下。最后，我带回了一些慰问信、物资明细和几份武汉的报纸。

武汉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有我并肩作战的兄弟姐妹，对我而言，它从一个陌生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充满温暖的城市。

我在武汉火线入党。在人民充满恐慌，甚至全世界都恐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积极投入武汉的救治工作。而且，最先来到武汉的大部分都是党员，他们的勇敢和优秀让我感动，也感化着我，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回到上海之后，一切似乎从未改变，但我的心里从此多了一面飘扬的党旗。

来源：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