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从上海去往新疆援建新疆医学院，是我国最早的援疆医生之一。我也是在新疆出生，从小在新疆医学院的职工大院中长大。

小时候，院子里的大喇叭时常会传来请父亲去抢救病人的通知。每当此时，我都喜欢跟着父亲去急诊室“玩”。目睹了病人带着痛苦前来，恢复健康而归，医生的成就感与价值感深深感染着我。受到父辈的耳濡目染，我也将从医作为理想。1979年，我如愿以偿进入原第四军医大（空军军医大学）学习。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到了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工作。我之所以选择神经内科，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是神经内科教授，从小我就看着父亲在家里的小方桌上伏案疾书，逐字逐句校对教材文稿。我知道了神经内科是治疗大脑疾病的，而大脑是全身器官系统的指挥中枢。因此，神经内科也成了我医学专业的第一选择。

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我很幸运地遇到了粟秀初教授和黄远桂教授。

传统观念认为，神经内科医生是内科医生，看个病开个药。然而，做总值班医生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上述观念有了不一样的看法。那次，我遇到一位大面积脑出血的患者，在送往手术室途中，意识逐渐不清，症状越来越重，是粟秀初教授果断判断患者颅内出血加重，拿出随身的钻头就地进行了血肿减压。正是粟教授的果断操作，患者症状显著改善，终于安抵手术室，及时手术挽救了患者生命。这次经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明白即使内科医生也要“动口”加“动手”，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痛苦。

为了能更好地看清脑脊液中的异常细胞，粟教授还自己更新了离心机，把传统的离心管改良为玻片离心。技术上的革新，极大地提升了临床诊断能力。30年前，教授们就在践行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黄远桂教授是著名的癫痫学家，在1984年就率先在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设了癫痫专病门诊，对癫痫的临床诊断治疗以及神经电生理有着独到的研究。那时也正值我刚刚进入医院工作，黄教授就指导我参加癫痫专病门诊。

那时候，脑电图是打印在纸上一页一页看是否有异常波，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记得经常在下班后，黄教授会带着我继续留在脑电图室，仔细阅读每一页脑电图，同时和患者病情核对，不漏诊错诊每一例患者。在黄教授的带领下，我决定向神经内科这一领域最难啃的“骨头”——癫痫发起挑战。

癫痫之难，首先是诊断难，患者发病时间往往很短暂，就诊时只能通过家属的描述来转述病情，而症状又五花八门，很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更令人头疼的是，通过CT、磁共振等检测手段也不一定能确诊。医生基本只能凭经验，通过仔细询问病史来诊断。癫痫药一吃就要很多年，我们往往如履薄冰，审慎判断。

年轻患者面临求学、就业及婚育等一系列困难，往往是一人患病，全家陷入痛苦。除了遭受病痛的困扰，大多数患者还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自身带有强烈的羞耻感以及各种情绪障碍。每确诊一例患者，不光是病情诊断，日常注意事项的健康宣教，解除患者的“心结”都同样重要。

记得一名年轻女性患者，确诊癫痫后非常痛苦，觉得自己不正常，工作、生活都失去了信心和活力。我对她进行了细致的宣教和解释，叮嘱她规律服药、控制病情，同时也鼓励她正常生活。之后她不仅重拾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还顺利生育了一名健康的宝宝。看着患者生活幸福，也常常使我感到欣慰和满足，医者的成就感莫过于此。

1991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直工作至今。时光如梭，从1984年到现在，我也从医37年了。

从我接受老师指导，到现在自己也带教硕士、博士研究生们。我一直在思索怎样做一名好医生。

把病人当“人”，纠纷就会少；只把病人当“病”，矛盾自然会多。做一名好医生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与沟通技巧。看病不只是一门技术活，更是一门艺术，需要智力+感情+热情。

在临床工作中，我也遇到过充满怨气甚至怒气冲冲的病人，但大都能一一化解。我的经验是，在询问病情前先与病人聊聊天，了解病人的大致情况，甚至与他聊聊心事，当病人的情绪舒缓了，戒备心放下了，再与他交流病情。

我常常告诉学生，不仅要帮助减少病人发病的次数，更要尽量帮助他们调整心态，想办法帮他们疏导化解不良情绪，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

不仅对于癫痫，对于各种神经系统损伤导致残障的患者，我常在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康复治疗的同时，勉励他们“一切皆有可能”，为他们树立战胜疾病、重归社会的信心。

我1983年在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党只是单纯的向往。多年来，从一个年轻医生到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对党的认识不断加深，党员是我对自己在思想和业务上严格要求的动力。后来，我在中山医院担任神经内科党支部书记，自2015年起开始担任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在工作中，我不断地感受到思想引领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一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党的思想引领和党员的无畏与坚守都是工作获得胜利的基石。

2020年，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党旗高高飘扬，“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是检验中国共产党人责任和担当的考场。收到上级的指令后，我们医院2小时内就集结抗疫医疗队136人，连夜筹集近10吨物资，24小时后这支建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队就奔赴武汉，我们也是上海市派出最早的援鄂医疗队。到武汉后，我们建立了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做好思想引领工作。队员们同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开展工作。不但在疾病诊疗上，队员们更是在心理建设上树立了必胜的信心。

艰难的环境更能激发和唤醒内心的力量，在党员的感召下，多位同志在抗疫前线火线入党。徐璟是中山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护士长，在金银潭医院病区30余人共同见证下，通过连线进行了简短而庄严的入党宣誓，她也是上海援鄂医疗队员中第一名入党的“战士”。著名传染病专家和管理专家胡必杰教授，在参加抗疫救治的过程中亲眼看见党员冲在前面，主动承担最繁重危险的工作。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前线指挥所，我作为入党介绍人，见证了这位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们医院入党年资最高的医生。

在武汉“抗疫”最困难的时刻，一张医患两人共赏武汉夕阳的照片引发全国人民的共鸣，余晖下的身影温暖了所有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仅仅是我们队员515次陪护患者去做CT检查中的一次。

艰难时刻，医生对患者仍旧充满温情，这也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中山文化”的体现。多年来，中山医院一直努力传递“有温度”的医疗服务，对员工、对患者都给予温暖和温情，我们相信，只有内心充满阳光的人，才会把阳光带给别人。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张丽丽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