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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又宁教授
刘又宁,198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党支部书记,内科临床部党委委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党委委员。曾任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与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名誉会长、感染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中华结核与呼吸杂志》总编辑。
2002 年末,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首先发现于广东省。2003 年 3 月初,山西太原一女性患者及家人来我院就医。该患者近期有广州经商的经历,且患者及其母亲均被发现患有抗菌药物治不好
的“ 肺炎”。据此,我与同事们当即确诊该例患者就是在广州出现的SARS。现在回头看,该患者的确诊并非什么技术难题,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担当精神。当时,有关部门尚未认可SARS 是传染病,又值北京正在举行重大政治活动 ,要确诊北京首例SARS患者必然顶着极大压力。但我心里十分清楚,一旦放过,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情况坚决不能发生。在当时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尽力作出了最妥善的安排, 患者未在我院造成交叉感染,也杜绝了社区传播,同时也给整个北京敲响了警钟,延缓了输入性SARS 病例在北京的传播时间,减少了无数生命的损失。
后来,我作为军队专家组副组长及代组长,在防护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面对面诊治过上百例SARS 患者,并且采取了当时力所能及的最有效的防护措施,保护持续奋战一线的我院呼吸科医务人员无一例感染,这也让我非常欣慰。
2008 年汶川地震的第2 天,我作为解放军专家医疗队成员就已赶到震区一线。我的任务主要是救治重症患者,尽量减少死亡。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最为深刻:其一,因预报当日有7级左右余震,我所住又属危房,当夜便通宵坐在路灯下翻阅文献,研究诊疗方案,直到警报解除。其二, 有位下肢受伤的患者,虽已得到恰当处理,却仍然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我第一时间排除伤口感染所致脓毒血症,并及时发现患者表现符合结核性脑膜炎。有了准确的诊断,该患者最终痊愈。援助汶川两个月,我多次冒着余震危险深入映秀等震区一线救治伤员,圆满完成任务。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出于职业的敏感性和SARS的救治经验,我一直密切关注武汉疫情的走向。虽然我已75岁,但仍渴望能够亲临“战场”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想到机会突然来临——解放军总医院院长亲自打来电话问我身体怎样,我的回答简短又干脆:“身体很好,如武汉需要,随时可以出发。”就这样,2小时后我便登上去武汉的高铁,开始了生死攸关的抗疫征程。有记者问我:“您这么大年纪了,不担心身体吃不消吗?”说实在的,老年人易感新冠、且病死率高,作为呼吸科医生的我自然心知肚明,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相对于风险,我认为这也是难得的发挥自己医学专长、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机会。说心里话,我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遇到不测,会给家人带来痛苦。而我的家庭总是一如既往支持我去救死扶伤,做我的坚强后盾。
到武汉后,我被任命为解放军援鄂医疗队前方专家组组长。解放军医疗队共有4000余人,来自全国各部队医院的不同学科,负责包括火神山医院在内的4家大型定点医院的新冠患者救治工作。我深知肩上担子沉重,丝毫不敢怠慢。白日我穿梭于4家定点医院,负责重症疑难患者的决策,同时还要参加尸检患者的临床病理讨论会、卫生健康委举办的武汉病故患者讨论会等。在卫生健康委和军队前方指挥协调组相关领导的支持下,我牵头组织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队与解放军医疗队在火神山医院召开的病例讨论与经验交流会,完成了两支抗疫队伍历史性的“战地会师”。
作为专家组组长,除医疗决策外,我还负责制定相关医疗文件,特别是制定《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诊疗方案》(以下简称《诊疗方案》),指导规范化治疗。由于白天的救治任务繁重,这项工作只能占用我晚上的时间。这两个月内,我阅读的文献总量要超过平日里两年的总和。因事关重大、任务紧急,凡重要文件包括初稿在内,都无法委托他人,均由我亲自撰写,我也因此患上严重的双眼结膜炎。在学习国家指南的基础上,我们先后制定了两版军队医疗队的《诊疗方案》,该方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都陆续被证实是正确的。《诊疗方案》发布后,受到了广大军内外专家的好评,对军队医疗队内部的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起到了指导、规范作用。
在武汉一线“战斗”近70天,是我从军从医生涯中经历过的最严峻的时期,最终我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向党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回想起来,我没有因碌碌无为而悔恨,而是充满了尽职尽责后的成就感。正如2020年除夕CCTV-4“传奇春节,传奇人物”主持人所言:“刘又宁教授是最美逆行者,也是最年长逆行者……用他的专业与奉献与广大战友一起战胜疫情。”
除上述重大抗疫经历外,早在1978年海城地震时,我就参加过抗震医疗队。时值严冬,我与“知识青年”们一同住帐篷,一同吃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饭,为御寒晚上甚至要穿着棉衣棉鞋才能睡觉,即便这样,我也从未喊过苦和累。2010年玉树地震,64岁的我当晚就接到了通知准备次日出发,妻子连夜准备了家里最保暖的衣服。最后因有关部门限制年长者进入高海拔地区而遗憾未能成行。
集共产党员、军人、医生三重身份于一身,使我对生命攸关的挑战毫不迟疑。不管何时,年事多高,倘若党和国家需要,我仍将一如既往,不辱使命!
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刘又宁 教授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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