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70岁，独居，很少社交

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

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

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却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都不符合：

她是上海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

流调信息数据组在工作

桂芳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

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B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
B区的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杨桂芳共用大门的，她有可能是传染源吗？调查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虽然接触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毕竟在24日晚，他与外婆杨桂芳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划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在这个下午，他打了4个多小时的电话，从5点到9点半，访问了4位被调查对象。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经先后出动流调人员25人次，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电话排查了120余人，进展缓慢。

银色的依维柯从市疾控中心驶出，开往A区疾控中心。孔德川坐在前排，盯着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线图，手里的黑色水笔不时敲击着页面。这一天，他决定再次去杨桂芳所居住的A区疾控中心找找线索。

坐在车里第二排扎马尾辫的，是孔德川的搭档郑杨。她是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作为“外援”被借调过来。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郑杨讨论。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组，也叫追踪办。

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上海市至今为止的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切接触者，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
• 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
• 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A区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沟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会不会有遗漏？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的轨迹可就没完了。就算问出来哪一天去了什么超市什么广场，也不能作为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信息呀。”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还在住院。打电话前，孔德川要确保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电话，需要等在传染病医院的同事去确认。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已经问完了？我们还没开始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孔德川与郑杨去公共事务服务中心查看新接触者和老太太接触的具体过程。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两次核酸的检测，只要两次都测出直线，她就能重回阳光之下了。
而在她出院之后，孔德川们却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