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要点】 法律争议，案由选择，如治疗方式之选择。

基于法规支撑，纠纷案由思路与方式选择上，形成了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为处置核心的三条不同的法律救济路径，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医事救济的法制局面，呈现了彼此依存、并存、共存的多维、多层和多路的特点。

基于医事救济的法制局面，一个新信号在快速形成并传递：尽管是与医院形成医事纠纷，大量纠纷案件在被要求进行和谐调解的同时，不首先同医院行民事救济打民事官司，却首选同监管医院的卫生主管机关进行行政救济打行政官司，却是当前医事纠纷处理的一个新动向、新导向。

宋儒亮

处于法学和医学两大学科边缘、交叉和融合的医事法治领域，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比较薄弱，很多方面有待形成共识；实务处理长久以来更多各自摸索，很多事宜有待统筹规范。

不可否认，医事法律法规体系，不同于其它法规体系，涉及面广，内容庞杂，层次繁多，表现形式上现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自治条例、诊疗规范、技术规范、伦理规则、指南等。

如此状况下，进行医事纠纷争议的处理，往往又使得知识结构差异、专业能力强弱、理解沟通难度等固有问题，又被不断放大、不断激化，呈现出立案难、鉴定难、处理难和规范难等多难局面。

找到一个聚焦点、突破点和支撑点，让各方诉求得以在统一的诉求平台载体上有序推进，成为各方探求推进医疗纠纷处理的关键第一步。案由的选择，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一步。

法律争议，案由之选择，犹如治疗方式之选择。案由选择，太重要了，具有起步意义、开始价值。案由选择，看似很简单，背后却有大学问。确定了案由，就确定了适用什么法律法规规定、遵循什么样的操作程序、得到什么样的处理结果。案由选定之时，案件输赢之难易，往往就已注定了。

处置一件法律纠纷，案由选择好了，就成功了一半。案由，就是基于法律关系理论，根据法律规则指引，确定该选用什么样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民事、行政、刑事、宪制——来处理纠纷。确定了案由，就找到了可运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有点像医院的看病挂号。比如，基于“腹疼一日余”主诉的患者，可挂消化科、普通外科、中医科等；女性患者，还可挂妇科。挂号确定了科室，确定了具体的临床专业、临床医生、救治思路、操作方法等。当然，最终哪个科室最合适，挂号并非就一定是最终的。有时求诊或者挂号的选择界限或者边界也并非都是明晰、明确、明白。医院内诸如就诊的导引、转科、会诊、专科等等，就是与患者主诉、挂号协调、科室归类等相关的配套制度。面对患者挂号，医院科室的最优选择，需要有科学管理、专业精神、人文情怀等。这样的医院有统一的、专门的管理制度，帮助患者选择到救治最适合的科室。享受不到这样的医院关怀，找熟人推荐或者关系帮助看病，是直接管用一种常态。对患者讲是通俗易懂好操作，但并不是每个患者都有这样的人脉资源，无奈常常是一种状态。究其根本，患者为中心、健康为中心的理念缺乏直接配套的制度支持，就是问题关键。

如同临床挂号选择科室存在模糊问题一样，进行实务争议处理的案由选择也常面边界问题，怎么办？找专业律师，是一种途径；听法院立案庭安排，也是一种途径；审理中法院认为不合适进行案件中止、或者进行案件移送，又是一种途径。这其中，化解案由选择争议难题，最基本的处理原则就是，先进行刑事追究，然后行行政处罚，最后进行民事办理，包括民事诉讼等。

循着新选择之迹，新路子的源头又联系到了案由。进行医事争议处理，可进行不同的新探索新路子新选择，但无论如何，均离不开纠纷处理适用的法规，而这就牵连着案由。

以医疗事故认定为案由的医事纠纷处理之路。这方面，核心的法规代表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2002年9月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既然当事人选择了医疗事故争议，争议处理必然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依法推进，必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以医疗损害认定为案由的医事纠纷处理之路。这方面，核心的法规代表就是《民法典》。

2010年7月正式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比如，其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疗损害赔偿，正式为法律所确认。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实施了。伴随《民法典》的正式实施、《侵权责任法》的正式废止，《侵权责任法》有关医疗损害的主要内容和精华已被《民法典》吸收和接受。

以医疗纠纷认定为案由的医疗事纠纷处理之路。这方面，核心的法规代表就是《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2018年10月1日《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正式实施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条例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因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它的出台，在医疗事故、医疗损害之外又拓展新的视野、新的空间和新的领域。

也即，在医事争议处理问题上，基于法规支撑，纠纷案由思路与方式选择上，形成了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为处置核心的三条不同的法律救济路径，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医事救济的法制局面，呈现了彼此依存、并存、共存的多维、多层和多路的特点。概况而言，大致可有着如下、如此主要的特点、特征和特质：

法定名分上，三者的存在，都是客观的，既不互相代替，又不互相抵触，彼此依存、并存、共存，共同服务医疗卫生健康事业大局。

法规出台上，三者的出现，时间上有早有晚，最早是医疗事故，之前是《医疗事故管理办法》，已废止，现在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最晚就是医疗纠纷,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

处置依据上，三者的依据，位阶有高有低，进行医疗损害争议处置，有法律如《民法典》支持，进行医疗纠纷处理，有行政法规如《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支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有部门规章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支持；

实务推进上，三者的领域，有区分、有侧重和有倾向，有民事的、有行政的、有刑事的，比如，在民事领域，聚焦医疗损害赔偿；在行政领域聚，聚焦医疗纠纷预防处理；在刑事领域，聚焦医疗事故追究。

形成这些特点、特征和特质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夜形成的。究其根源，这些有着法规配套、利益诉求和情感寄托支撑的救济背后，见证着医事法制建设的历程，讲述了医事法治推进的故事。

透过纠纷化解方式的选择，又有了新动向新路子。当前医疗纠纷处理案由选择上，一个固定模式出现了，那就是面对医事纠纷案，即便在案件定性——民事、行政、刑事等——评估缺如缺乏的情况下，根据这些要素组合——卫生主管机关规定公办医院购买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支持下医调委启动调解方式＋卫生主管机关考核医院纠纷方式选择＋经济方式化解医疗纠纷的——纠纷和谐调解模式启动了，大量的医疗纠纷就这样被和谐予以调解，也即被化解了。

但是，这些医疗纠纷在被行政引导和谐方式调解化解的同时，一个新动向出现了：针对卫生主管机关监管等提起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却在同步快速地增加着。面对医疗纠纷，尽管未明确定性，但选择不同发生纠纷的医院打民事官司，如选择同监管医院的卫生主管机关打行政官司，已成为当前医疗纠纷实务领域处理的一个新动向。

条条大路通罗马！“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就是“罗马”。在追求公平正义目标这一问题上没有改变，但在实现途径上却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另辟蹊径。如此做法就在表明和传递这样的信号，对日益商业化、多“和稀泥”式的调解方式开始表达了不同意见，医疗纠纷处理，又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又开启了新选择之路。

伴随《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民法典》等法律的出台，医事救济法制局面三足鼎立的局面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当前尽管仍维持着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三足鼎立之法律救济之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伴随这些法律的出台，事实上已经拉高了我们对医事纠纷法律救济能力和水平的新预期，抬高了我们对更高水平医事法治建设局面的新期待。

宋儒亮，循证医学博士，法律学教授，国家一级律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应急管理教研部书记、主任。

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首届咨询专家。“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主讲专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三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二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兼任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中国医学论坛报第二届医事法学理事会理事长、广东省律师协会政府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主任等。

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全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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