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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生教授
李太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兼艾滋病学组组长、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
人们常说,人生在于选择,选择对了事半功倍,否则将适得其反;选择的理由有千万条,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一条。这就是李太生的人生选择观。
初识李太生,给人儒雅朴实、平易近人、善于交谈的印象,深入交流发现他有一颗沉稳睿智的脑,在无序中洞察规律;他有一双独特敏锐的眼,在平淡中发现真谛;他有一只挑战权威的胆,在传承中敢于否定;他有一颗耐得寂寞的心,在病床前寻求突破。他曾获得吴阶平医药创新奖、第十七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法国医学科学院塞维雅奖、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华夏医学科技奖、原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如此多的荣耀和光环都源于他的选择与坚持。
留法与回国他选择报效祖国
1963年,李太生出生在经济发展落后、医疗资源匮乏的河南省林县。读中学时,6岁的弟弟因误诊而丧命,爷爷也因此悲痛离世。面对失亲之痛、看病之难,李太生暗下决心:我要学医!不让自家不幸在乡亲们身上重演。高考时5个志愿,他有4个填报医学院,最终如愿进入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成为一名内科医生。1987年读研,师从著名感染病学家、我国首例艾滋病患者发现者王爱霞教授。1993年被原卫生部公派至法国巴黎第六大学附属居里医学院进修。在当时的法国,知名感染病学专家几乎都是搞艾滋病的,感染科病房里80%都是艾滋病患者。相比国内,截至1993年,全国累计仅1000多病例,与10亿人口相比可谓“九牛一毛”,在当时,研究艾滋病无疑是个冷门选择。对此,李太生进行了认真理性的思考,从国外发展趋势看,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他预判,投身艾滋病研究必将对国家有所作为。
李太生充分发挥临床医生的特长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全身心投入到艾滋病研究中,留法期间多有建树,与导师先后在《自然·医学》、《柳叶刀》等国际著名杂志发表文章,更在1999年被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他也是法国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李太生的导师非常看重他,更把他当成合作伙伴。1999年,李太生学成归国前,导师真挚邀请他留法工作,他却婉言谢绝了,“留在法国不论学术研究还是生活水准都优于国内,但服务国人、报效祖国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导师不无遗憾地表示,“我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回国后,面临无团队、无经费、无实验室的困境,李太生坚持“具备条件要干,不具备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在医院的支持下,他开设艾滋病咨询热线,在全国举办上百场基层骨干培训班,逐步建立起全国防艾技术网络;后来医院拨给他3万元科研启动资金,导师王爱霞将自己建立的P3实验室传给他。随着条件逐步改善,他着手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组建艾滋病科研小组,在医院建立临床细胞免疫学科研队伍,启动了中国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重建的开创性研究
跟跑与领跑他选择创新发展
李太生的骨子里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他说:“中国人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不能满足于跟跑,要学习它、赶上它、超过它,在医学领域赛道上争做领跑者。”他坚持创新发展,勇立潮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原创”。
提出免疫功能重建理论
1996年,鸡尾酒疗法进入临床,当时国际公认患者CD4+细胞计数<50个/mm3,免疫功能无法修复。李太生却认为“疗效好不好,不能只看数据,要直接看患者。”他不迷信权威,通过临床研判,终于发现艾滋病患者免疫系统受损后可以重建,打开了艾滋病治疗的希望之门,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
探索并优化“中国方案”
免疫功能重建理论缺乏中国数据,需要对中国患者进行临床验证。国家推行“四免一关怀”政策后,我国仅有4种国产仿制药和一种进口药,根据欧美推荐组成3种治疗方案。李太生牵头了全国第一个前瞻性、多中心的艾滋病临床试验,研究显示,1号方案病毒抑制率低,2、3号方案病毒抑制率与国外基本持平,说明中国仿制药是有效的,并据此确定了适合中国患者的两个优选方案。随后,李太生根据临床经验大胆假设,对方案进行优化,2号方案治疗6个月后换3号方案后长期服用,使骨髓抑制率下降80%,脂肪异常分布几乎消失。这一工作得到联合国的高度认可,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模式。
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首次发现胸腺功能衰竭是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不佳的关键原因;首次提出我国人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进展至艾滋病时间为4.8年,远快于欧美国家8年的报道;首次在艾滋病患者眼部房水中检测到HIV病毒载量,引起高度关注,6年后又发现泪腺、泪液及相关的组织有可能是病毒新“据点”,提出抗病毒治疗不能中断;从2006年起牵头编写《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指导我国艾滋病的诊治工作……
上述工作不仅推动了艾滋病由“不治之症”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疾病,也为最终攻克艾滋病提供了新思路。
前线与后方他选择冲锋陷阵
李太生善于触类旁通、相互借鉴。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新冠肺炎两次疫情防控中,他凭借在艾滋病领域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独到的视角奉献了自己的智慧。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协和医院组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55岁以下才能申请参加。57岁的他找到院领导:“医生的战场在病房,科研的阵地在前线,武汉疫情这么重,我必须要去!”院领导特批了李太生的请求,并任命他为第二批医疗队队长,承担起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中之重”的救治任务。
新冠疫情是一个新挑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李太生调动所有知识储备,时刻都在琢磨对策,为对症施治贡献了前瞻性、系统化的建议。针对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病情的瞬息万变,他提出避免被动防御、坚持主动出击,以达到降低病死率的目标,并摸索出关口前移、提前预警的参考指标,做到防患于未然。在一次查房中,一位病情好转患者的“黑脚丫”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这本是休克或濒死患者的症状,却在非重症患者身上出现。分析数据发现,这些患者的血液已经处于高凝状态,如不及时干预,很可能会恶化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于是,他制定了尽早抗凝的治疗原则。
通过对所有患者的指标数据与临床表现进行分析,2020年3月20日,李太生在《新发病原体与感染》杂志发文,首次探讨了新冠病毒的潜在发病机制。他根据淋巴细胞计数、凝血指标与炎症指标将病程划分为病毒血症、肺炎、康复或重症三个阶段,其中发病后7~14天的肺炎阶段对患者预后有着重要意义。该杂志主编指出,“这一重大发现在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方面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
李太生擅长大胆假设、严谨求证。早在SARS期间他就率先提出病毒感染与机体免疫功能有关,也是第一个着手从免疫功能方向进行研究的人。当首例SARS患者入院,人们还在讨论北京有没有SARS时,他已经开始对患者的血标本进行CD4+细胞数据分析,拿出了大样本数据。他还找到了SARS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科学依据,为临床快速、早期、准确诊断,从免疫方向攻克顽症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他的带领下,仅SARS期间,他的科研小组发表论文就有8篇之多,更有1篇发表在感染病学顶级期刊《感染性疾病杂志》上。
“未来10年您还有什么重要目标?”面对这一问题李太生爽快回答:“两条。一是加速冲刺,跑好抗艾“赛场”的马拉松。这场赛跑前期我们落后,中期并驾齐驱,后期我们要加速冲刺,超越欧美,领跑世界。第二是培养人才。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竞争,只有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我们才会在未来的冲刺中‘笑傲江湖’。”
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佟艳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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