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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病例分享丨跟着国家队学遗传性肠癌

2024-07-19作者:论坛报晶资讯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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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CRC)具有显著的遗传倾向,约三分之一的病例呈现家族聚集性。这类患者往往较早发病,原发肿瘤较大,且面临多种癌症风险,管理上更为复杂。早期诊断和治疗对预后至关重要。为了提高我国遗传性CRC的临床诊治和家系管理水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袁瑛教授团队携手中国医学论坛报,共同打造了“跟着国家队学遗传性肠癌”专题。期待您的持续关注与学习,希望能为您的临床工作提供实际的帮助。


第五篇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病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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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例介绍


01
初诊情况

基础信息:

本病例为一女性,18岁,因“大便习惯改变4年余”于2017年7月20日我院就诊。

现病史:

患者于2013年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大便习惯改变,次数增多,伴腹泻,量少色黄,多时3~4次/小时。偶有食辛辣刺激食物后出现便中带血,里急后重感。于2014年7月在当地医院查肠镜:回盲部至直肠见多发小息肉。


病理提示:黏膜慢性炎,部分腺上皮呈低级别上皮内瘤变。2015年7月外院再次复查肠镜提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图1d-f)。药物治疗上予阿司匹林100 mg bid化学预防治疗。后完善相关检查,发现咽后壁多发结节(图1a),胃镜下可见多发息肉(图1b、图1c),定期予胃肠镜检查摘除较大息肉(胃肠道多发性腺瘤性息肉内镜下图片见图1)。目前患者大便次数较前显著增多。


图1  胃肠道多发性腺瘤性息肉内镜下图片

家族史:

父亲(II-5)于43岁因“多发性息肉伴癌变(CRC)”已故;伯父(父亲的同卵双胞胎,II-4)于39岁接受结肠镜检查,临床诊断“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祖母于49岁因“肝癌”已故。(家系图详见于图2)

其他病史:

既往史、个人史、月经史和婚姻生育史无殊。


图2  患者家系图


专科查体:

ECOG:1分,NRS:0分,神志清,精神可,锁骨上、腹股沟未触及明显肿大淋巴结。腹软,全腹无压痛,无反跳痛和肌紧张。腹部未触及明显肿块,肝脾肋下未触及,Murphy征阴性,移动性浊音阴性,无肝区叩痛。肠鸣音无减弱无亢进,双下肢无水肿。神经系统检查阴性。肛门指诊:进指6 cm,绕肛一周,未及明显肿块,退指指套无血染。

辅助检查:

2014年7月当地医院肠镜:回盲部至直肠见多发小息肉。肠镜病理:黏膜慢性炎,部分腺上皮呈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02
初步诊断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


03
本院治疗经过:

患者来本院就诊时18岁,根据典型的临床表现与息肉病相关家族史,临床诊断为FAP,且由于息肉数量超过100枚,可诊断为经典型(CFAP)。


来本院就诊后完善相关检查,胃肠镜检查提示:胃底黏膜多发息肉样黏膜隆起,最大直径0.8 cm(活检病理为胃底腺息肉);结肠可见广泛息肉样隆起(数千枚),较大腺瘤带蒂(活检病理为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后续定期(频率至少1次/年)予胃肠镜检查,并予内镜下较大息肉摘除术,术后病理均提示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至2022年7月再次行结直肠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术中见插镜至回肠末段,回盲瓣呈唇型,阑尾窝存在。结肠内见多发息肉,超过100枚,较大者予以部分EMR切除。术后病理提示:(距肛20 cm、22 cm、30 cm、31 cm、32 cm、35 cm)管状腺瘤,低级别上皮内瘤变;(距肛24 cm)中分化腺癌。


考虑患者CFAP病史,出现息肉癌变,目前年龄已成年,在充分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于2022年8月行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全结肠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全结肠)1.多发性管状腺瘤,低级别上皮内瘤变,>3000枚,直径0.2~1 cm;其中4枚伴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均位于降乙结肠);结合临床,符合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2.原息肉摘除部位未见癌残留;3.直肠见一神经内分泌肿瘤(NET)G1,直径0.3 cm;4.淋巴结:0/121阳性。免疫组化:BRAF-,pMMR。术后患者恢复可,予定期规律行相关检查及消化道内镜治疗,目前尚无明显肿瘤复发征象。


就诊我院后,患者在接受规律的检查治疗同时,同步进行FAP的致病基因突变检测。经过遗传性CRC所需的常规基因检测,包括二代测序(包含139个与各种遗传性癌症和息肉病相关的基因)、多重连接探针扩增(MLPA),未发现APC基因或MUTYH基因的突变或大片段缺失。考虑到该患者极其典型的临床表现以及家族史,遗传性CRC的概率极高。在征求患者及家属同意后,决定对家族中患病的个体(Ⅲ-3、II-4和II-5)和健康的家族成员(II-2和II-6)进行全外显子测序(覆盖了更广泛的基因组,包括整个外显子区域和一些非编码区域)。结果显示,3例患者(Ⅲ-3、II-4和II-5)均检测到了APC基因启动子1B区域的c.-190G>A突变,而另外2位健康成员(II-2和II-6)则未检测到该突变。进一步在家族的其他成员中进行该突变的Sanger测序,发现家族中尚未进行内镜检查的12岁儿童(Ⅲ-2,II-4的儿子)也是该突变的携带者。另外,Ⅲ-1(II-2的儿子)则被证实没有携带APC基因启动子1B区域的突变。而对于APC基因启动子1B区域的c.-190G>A突变,通过既往文献以及实验结果表明,该突变通过抑制APC基因的表达继而导致FAP的发生。


04
疗效评价:

患者术后定期复查随访至今,腹部CT评估未见明显复发征象。同时关注胃部息肉情况,必要时治疗。家系中致病突变携带者的诊断,为家系成员遗传咨询提供基础证据。


05
初步小结:

患者在青少年期临床诊断为FAP,长期进行消化道内镜检查及治疗。成年后发现结肠息肉的癌变,在疾病早期接受了全结肠切除。术后进行规范的随诊复查。通过基因检测、家系验证、基础功能实验等手段,明确了致病突变,同时发现家系中的其他突变携带者(特别是第三代)。不仅可以制定规范且专业的随访检查计划,还能通过生育指导阻断致病突变向下一代的遗传。



该患者是一例具有典型家族史,于青少年阶段发病的FAP患者,并通过后续的基因检测,明确是一例罕见的APC基因启动子1B区域点突变所致的FAP。前期,患者在发现胃肠道多发性息肉、临床诊断为FAP后,定期接受内镜治疗进行较大息肉的摘除,联合阿司匹林化学预防治疗。该方案避免了青少年时期的外科手术治疗,在患儿心理成熟且可以面对病情后再根据病情接受外科治疗。


对于FAP,尤其是CFAP患者,尽早接受全结肠切除术,可以有效降低CRC变的发生风险。而本案例中的患者在经过多年的内镜下治疗后,发生息肉癌变,在癌症早期阶段进行了根治性的内镜切除,以及预防性全结肠外科手术切除,成功达到根治目的并阻止了进一步的CRC发生。


精准家系管理的前提在于明确病因,即确定造成疾病发生的胚系致病突变。如检测到明确的致病突变,则对其血缘亲属进行该位点的基因检测,筛查出致病突变携带者后,制定相应的临床治疗和家系管理策略。对于未携带致病突变的家系成员,在两次独立检测排除假阴性情况后,可按照一般风险人群进行CRC等肿瘤的常规体检筛查;而对于已明确携带致病突变的患者,则必须根据其罹患的疾病与突变情况,制定具体的随访策略,尽可能在息肉发生初期通过多次息肉摘除或是预防性全结肠次全切除术以降低癌变风险。另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对于已明确致病突变的育龄期家系成员,可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挑选出未遗传到致病突变的受精卵进行后续的妊娠,因而从源头上阻断了致病突变向下一代的遗传。


但是,该患者明确致病突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约70%~80%的CFAP患者经常规二代测序联合MLPA检测即可明确发病原因,然而该患者一开始并未检测到结直肠息肉病相关致病突变。于是,我们反思现有检测手段的局限性,选择检测范围更广的全外显子测序(WES)进行突变筛查;而WES会提供大量突变信息,因此需要同时对患病个体和健康的家系成员基因组DNA进行测序,筛选出患者共同携带而健康个体不携带的突变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在这些突变中我们注意到APC启动子1B区发生c.-190G>A点突变,通过文献检索和功能实验,我们明确了该突变通过抑制APC的表达来导致FAP的发生。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此类突变的携带者,APC基因编码区并无突变,即具备翻译出正常APC蛋白的潜能;因此,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寻找APC表达沉默的机制,利用靶向APC沉默机制的药物来恢复APC表达,从源头实现疾病精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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