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9日，全国医师将第一次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中国医师节，为此，我们采访了老中青三代共11位医师。他们如何理解这个节日？对这个节日有什么看法？ 他们在从医生涯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谌贻璞，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古今中外，医生这个职业都是高尚的、受人尊敬的，因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近些年，这个职业应有的社会信任度有所缺失。有了医师节后，希望能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医生的辛勤工作，形成一个尊重医生的良好社会氛围，最终必将使患者更多获益。”

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我当时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卫生部一道指令下来，我们医院就变成了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最初的时候，我们医务人员连防护措施都不十分完备，可是大家一点怨言都没有就上了“战场”。在那段时间，医生成了公众眼中真正的白衣天使。而2012年哈尔滨发生“杀医事件”后，居然有很多人说“杀得好”，这样的反差真让人感到寒心。

中国的医生不应该只是在出现“非典”这种疫情的时候才是白衣天使，我们绝大多数医生在平常的工作中也是白衣天使，不是“白衣狼”。他们通常早上七点多就到医院，下午六点多钟才动身回家，工作量非常大。而且医生的工作是与生命打交道，精神始终保持在高度紧张状态中，一天工作下来十分疲惫。

最近几年，医疗环境变得不太理想，这让很多医生觉得压力很大。一面要全身心地想尽办法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一面还要担心发生医疗纠纷甚至医疗暴力。我认为这种环境不应该长久持续下去。希望中国医师节设立以后，通过社会舆论的宣传以及公众对医生工作的了解，能够让医疗环境有所改善，这最终其实还是让患者获益。

• 好医生=好品德+好技术

一名好的医生，要有高尚的医德，对患者有高度的责任心。对品德的培养不能光喊口号，而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加强个人修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在医学院读书时，每年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会下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劳动。通过走出校门，我们了解了基层，加深了工农感情。

工作后，我们也会参加医疗队去农村和工厂为当地居民看病。1967年我曾去海拔三千多米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工作过半年，当地环境十分艰苦，天上连一只麻雀、乌鸦都没有；地上没有草，只有骆驼刺；大风刮起戈壁上的石头子，打在脸上像子弹一样，很疼。可是当地工人却长年累月地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为国家生产石油。当我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时，油然产生了一种特殊责任感，要尽全力为他们看好病。现在的年轻医生很少有这种实践，出了家门进学校，出了学校进医院，这就需要自己更加注重思想品德和个人修养。

另外，在业务方面，好的临床医生一定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临床医师一定要“临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要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患者的病床旁，详细问病情，认真做体检，耐心做解释，而不是把主要时间用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现在很多年轻医师忽略基本功、轻视临床一线实践，这很难成长为好医师。

• 不断求知的乐趣

我的导师王叔咸教授是我国肾脏病学的奠基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星期日只有上午半天开放，而每次进馆登记的前3名里一定会有王叔咸教授。老先生八十几岁还会踩着梯子到书架上查找书籍。这种求知精神对我影响很大。

我现在78岁了，仍然全天上班，晚饭后还会继续看书到晚上十二点。我每天在医院工作，不离开医疗一线，这能促使我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进展。当把这些新知识运用到患者身上，获得好的疗效、让患者得到实惠时，我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这是一种享受。我现在似乎体会到了王叔咸老人家当时的乐趣。

中国医学论坛报  刘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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