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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民
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风险分层
CURB-65是最便捷简单的评分量表。新发意识障碍、尿素氮水平>7 mmol/L、高呼吸频率(RR>30次/分)、低血压、年龄≥65岁都可以作为评定依据,得分越高,30天内死亡风险越高,按照国内外指南建议,0-1分的患者可以通过门诊管理,2分患者应留院观察,得分>3分患者务必入院,并严密评估是否需要在ICU处置。如门诊患者不能及时完善尿素氮检查,可采用简化版CRB-65评分。
表1 简化版CRB-65评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分层依据是肺炎严重程度评分(PSI评分),这是一项纳入20种危险因素,将患者按死亡风险分为5类,建议Ⅰ-Ⅱ级患者门诊治疗,Ⅲ级住院治疗,Ⅳ-Ⅴ级需要评估ICU住院必要。虽然CURB-65评分量表更短,而且更可能适合繁忙的临床工作,但PSI有更加广泛的研究和验证,所以2019年IDSA/ATS指南推荐优先使用PSI。
表2 PSI评分表
住院肺炎患者1年内死亡率约30%,ICU患者1年内死亡率约为50%,然而CURB-65和PSI评分更加关注年龄、系统性疾病、各器官功能等评价,因此对于青中年、无基础疾病、快速进展性、聚集性暴发或快速引起呼吸衰竭的肺炎[如病毒性肺炎(特别是流感肺炎、COVID-19等)]可能低估。
因此,曹彬教授推荐将淋巴细胞计数与氧合指数作为病毒性肺炎评价指标,流感肺炎研究发现氧合指数<300,病死率增加20%。同理在COVID-19危险分层也推荐简单快速的“三个3”来评判是否重症,这里面包括呼吸频率≥30次/分,未吸氧血氧饱和度<93%,动脉血氧检测氧合指数<300。因此相比相对复杂的PSI评分,对比病毒性肺炎,快速优化路径,采用淋巴细胞计数与氧合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提高病情评估效率。
重症肺炎与肺炎的严重程度评估常被忽视,特别是居住在普通病房的患者,如病情迅速进展或演变,以及有潜在加重风险患者的识别,十分重要。
关于重症肺炎的评价,目前常用推荐是参考2016年我国CAP指南与美国2019年指南,主要标准包括需要有创通气的呼吸衰竭及需要血管活性药物维持的休克状态,也有学者愿意以多器官功能评估作为诊断依据,而这些的核心仍聚焦“重症”与“多器官功能不足”,是否与病原相关,较少有关注,所以经常陷入以下误区:重症肺炎就需要广谱抗生素治疗。
既往大家对于Sepsis的认识局限为细菌感染造成的菌血症所导致的Sepsis,近年来我们认识到,单纯的病毒感染同样也可以引起抗感染免疫失调,可以引起危及生命的严重的器官功能障碍。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为例,重症COVID-19导致多器官障碍(如:肺炎、呼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代谢性酸中毒和内环境紊乱、急性肾损伤、急性心脏损伤……)完全符合Sepsis的诊断标准。
引起Sepsis最主要的感染的是下呼吸道感染。曾经因下呼吸道感染诊断手段的缺乏,病毒性肺炎的诊断较少,随着现在新的诊断手段尤其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的发展,发现病毒性肺炎和细菌性肺炎其实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既然Sepsis最主要的感染是下呼吸道感染,而下呼吸道感染中的病毒感染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病毒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同样可以引起Sepsis,但是其重要性并未得到重视。
表3 呼吸道病毒感染导致的Sepsis与细菌性Sepsis (新冠前)
对呼吸道病毒感染导致的Sepsis与细菌性Sepsis(新冠前)进行对比,临床表现都可按照SOFA评分进行判断,两种情况都可表现为出现多种器官损伤症状,且预后非常差,病死率非常高。
区别在于,细菌性肺炎的致病菌为细菌,病毒性肺炎的致病菌为病毒。对细菌性肺炎的治疗是通过有效的抗菌药物,液体复苏+生命支持,免疫疗法无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而呼吸道病毒在抗病毒治疗(干预病毒性脓毒症)方面证据比较有限,免疫治疗方面非常欠缺。因此盲目过度地使用细菌性脓毒症的手段治疗病毒性脓毒症,可能是狭隘甚至错误的。
医院获得性肺炎的风险分层与评估
非免疫缺陷患者的HAP/VAP通常由细菌感染引起,由病毒或真菌引起者较少,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及其耐药性特点随地区、医院等级、患者人群及暴露于抗菌药物的情况不同而异,并且随时间而改变。我国HAP/VAP常见的病原菌包括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大肠埃希菌等。
2018年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牵头制定的《中国成人HAP与VAP诊断和治疗指南》指出,HAP患者若符合下列任一项标准,可考虑存在高死亡风险,视为危重症患者:(1)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2)感染性休克经积极液体复苏后仍需要血管活性药物治疗。
相对于狭义HAP,一般VAP应视为危重症患者,但有些患者因原发疾病不能有效控制,需要长期有创机械通气,若发生VAP(有时是反复发生)并非均为危重症,可依据qSOFA评分或APACHEⅡ评分辅助判断。可见对于院内感染的严重程度评估较以往认识无明显差异,仍要强调,重症仅是多器官功能特别是呼吸衰竭观察的评估分析,与病原菌,包括病原菌耐药性无关,不应作为是否调整抗生素方案的依据。
2023年欧洲重症肺炎指南中推荐意见之一:建议在流行病学、既往定植情况基础上,综合特定的危险因素指导耐药病原体识别和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决策(有条件推荐,中等证据质量)。
证据分析:
1、目前耐药菌预测模型中主要耐药性危险因素大致分为四类:1)医疗机构获取;2)持续定植(例如免疫抑制、慢性肺疾病或曾经有过耐药菌感染或定植史);3)抗菌药物选择性压力;4)宿主生理因素改变(例如神经系统损伤、胃酸抑制等)。
2、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预测模型(评分)的建立,部分研究进行了敏感性/特异性验证,结果显示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阴性预测值(>90%),但特异性相对低。
3、目前仅2项前瞻性研究评估了耐药预测性评分干预临床决策的实际价值:1项队列研究显示完全基于耐药性评分的抗菌药物方案中不适宜药物的比例低于临床决策方案。前后对照研究显示,耐药性评分辅助的临床决策系统,能够降低广谱抗菌药物使用率,但对患者病死率、住院时间和花费无明显影响。
因此可见,引起不同类型肺炎耐药菌比例差异非常大,耐药菌预测性评分在各类疾病中的作用程度和对临床决策、患者预后的实际影响目前研究尚需进一步研究。病情严重程度是患者预后评价的核心,并不该成为抗生素滥用的借口,以及影响抗生素决策的核心。
1、肺炎严重程度评估应作为肺炎诊治路径中必须环节,选择合适的评估指标十分重要,目前而言门急诊患者CURB-65评分更加快速,住院患者PSI评分更加精准,而病毒性肺炎推荐淋巴细胞计数与氧合指数结合评价;
2、重视病毒性Sepsis,不建议简单套用细菌性Sepsis处理所有类型Sepsis;
3、不建议将病情严重程度作为滥用、联合高级别抗菌药物借口。
王一民
中日友好医院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科主任助理
兼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CTS) 与美国胸科医师学院 (ACCP) 认证PCCM专科医师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促会临床微生物与感染分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委员
2020年北京市优秀医师
主要投身于呼吸系感染和新发突发呼吸道传染病临床诊治工作,参与卫健委抗菌药物科学管理、流感防控等工作。
主持并参与重大专项3项,北京市科委重点攻关项目2项,医科院创新工程1项,第一作者(或通讯)发表SCI论文9篇(Lancet RM, ERJ等)
参编或编译书籍5部
CAP-China(中国肺炎研究协作组)联合发起人
原创内容,转载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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