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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意思是：中国作为结核病人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按WHO 2009年统计，第一为印度），按理脊柱结核病人数量也差不多为世界第二位，但中国脊柱外科医生没有做出相衬的突破性研究结果，有些辜负了大国医生的风范。
脊柱结核的手术治疗经历了3个里程碑式的进展:
单纯病灶清除术和链霉素的应用（1940s）、病灶清除术+椎间植骨融合术（香港手术, 1960年Hodgson和Stock香港报道）、病灶清除术+椎间植骨融合术+内固定术（1990s）。
中国的情况是：
天津医院方先之教授1950s于国内首先采用单纯病灶清除术和链霉素的应用，为国内骨关节结核手术治疗的先驱。香港手术为英国医生发明，香港提供了病人而已。中国人在1990s开始，完成了大量脊柱结核内固定手术，但结核病灶内使用内固定的理论依据却是1993年日本学者Oga发现的，他的实验发现结核杆菌和表皮葡萄球菌的不同，结核杆菌在内置物表面形成的菌落数少，多糖膜薄，因而对抗结核药物的抵抗力弱。
脊柱结核的化疗方案来源于肺结核的治疗，尚无统一方案。目前化疗方案多采用用药时间超过12个月的“标准化疗方案”，也有6-9月的短程方案。近几年，中国出现了4.5个月的超短疗程化疗方案，据说与标准化疗疗效相同，但没有较好的循征研究结果发表，不知道有几个人敢于尝试，毕竟一旦发展成耐药性结核，脊柱医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国教科书上脊柱结核的手术指征来源于1950s方先之教授的经验，包括：脓肿、窦道、脊髓损伤、畸形、内科治疗无效等。2006年西南医院许建中教授提出绝对指征为脊髓损伤和后凸畸形，与国际上的认识一致，遗憾的是没有外文发表。2010年印度学者Jain在JBJS综述发表同样的手术指征，但国内各地医生对手术指征的理解天壤之别，过度手术比比皆是。
脊柱结核最严重的并发症是脊髓损伤，中国有大量此类病人。活动性和陈旧性脊柱结核脊髓损伤的临床规律却是美国人、印度人、韩国人发现的，活动性结核脊髓损伤早期手术的预后与陈旧性结核脊髓损伤有很大不同。中国人发表了大量Pott’s畸形的文章，对脊髓损伤的描述和随访，常常一带而过，专注于术而不是理，国人还是应该反思。
中国人发表脊柱结核的外文文章主要是从2009年开始，2013年至今出现井喷之势，但文章内容主要集中在各种术式的应用，没有见到里程碑式的文章。国外综述脊柱结核流行病学特点，离不开中国的发病率和数量，有意思的是，这些综述总是要提到，又总是回避，原因是中国人没有让人信服的统计学资料。例如，Lancet 2014年一篇耐药性结核综述竟然没有中国人的数据。在这点上，中国人不但落后于欧美、印度，甚至落后于非洲和尼泊尔。
中国人在脊柱外科方面，上颈椎、脊柱畸形算得上是国际水平，脊柱肿瘤、脊柱退变接近国际水平，而脊柱结核确实有一些尴尬，唯有结核后凸和手术难度还有底气。当然，国人最有底气是病人数量，这是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根本。知耻而后勇，国人严谨一些，踏实做好流行病学和随访，我认为，在耐药性结核、儿童结核等方面有光辉前景。
作者：张正丰 来源：脊柱外科医生张正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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