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同，现代医学始终处于「否定与自我否定」的状态，呈现出哲学上所谓「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物理、化学中的「金科玉律」特别多，如地心引力，它客观存在，不容置疑，是牛顿在苹果树下偶然听到了天神对话，并且把它传达给世人。

因此，很多约定成俗的习惯被我们广泛接受：青霉素要做皮试、外科术前要洗手。但有些却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比如，头孢类药物、对比剂类药物要不要皮试？心脏介入手术要不要戴口罩帽子？

这种问题容易被推向两个极端。有人喜欢搞一刀切：不管有没有真正的获益，皮试必须做，口罩帽子必须戴。这是被现实锤怕了的，是在紧张的医患关系、复杂的人事环境、粗暴的网络生态中，明哲保身的选择。

今天我们就理一下口罩帽子的前世今生。

口罩帽子与手术服、手套，并称手术室「四件套」，是减少外科围术期感染的重要手段。

然而，熟悉医学史的都知道，18世纪前大多数手术都是公开活动。它们甚至像话剧、电影一样，可以通过售票招揽观众。其时，医生们穿着非专业服装，可能是一件他最喜欢的夹克。助手们则用抹布擦拭被污染的刀，而不是清洗。

1846年10月16日（Ether Days），在首次公开展示麻醉手术的照片中，参与者都穿着商务服装。

麻醉医生普遍接受它们的年份，则更为滞后，分别是1919年（手术服）、1948年（帽子）、1957年（口罩）；手套则在1963年后才普遍使用。

现代外科学中，使用口罩帽子，早已成为常规操作。

参与手术转播的术者，几乎全是世界知名专家，如，美国长老会医院的导管室主任Jeff Moses、Demitri。来自日本、英国、爱尔兰、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的顶级专家，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中，也有不戴口罩和帽子的。

本着好奇的态度，我去查阅了各国发布的导管室卫生安全指南、心导管感染预防指南，并且虚心向美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介入前辈请教。原来，从临床研究、指南中，口罩帽子一直都不是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者的标配。

20世纪发表的系列研究证实，无论戴或不戴帽子-口罩，患者感染率没有任何差异。同样，进入新世纪，也有研究提示，只要患者按照标准流程消毒，操作人员严格外科洗手、穿戴手套和手术衣，即使没有帽子和口罩，术后感染发生率极低。即便少数患者有一过性菌血症，但也没有证据显示与手术操作有关。

笔者咨询过不同国家地区的术者，他们均表示其所在地区均尊重指南、研究和操作者习惯，并没有制定强制性措施要求手术医生必须佩戴口罩帽子。

如果操作者不常规使用帽子和口罩，它们至少还应该用于感染风险增加的患者，如，本身患有心脏瓣膜病或者接受过人工瓣膜置换术的患者，他们可能因轻微菌血症而进展到感染性心内膜炎。另外，需要使用IABP、ECMO等长时间动脉置管的人群、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人工瓣膜介入置换的患者，感染风险也随之上升，同样建议术者按照外科无菌术要求，常规穿戴「四件套」。

口罩与帽子，在心导管术中的获益，与外科手术室不同，究其原因，可能与心脏介入手术本身的独特性有关。

早年外科手术多为「开放性切口」，尤其胃肠外科，本身就是在细菌密布的环境中操作。加上全麻、出血等，患者整体抵抗力明显下降，需要外科医生全方位、无死角地严防死守。

众所周知，20世纪外科学的迅速发展，离不开「输血」、「麻醉」、「无菌术」三大支柱。

其中，前文提到的「四件套」是无菌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广义的无菌术，实则还包含有灭菌、消毒、外科洗手、层流手术间、抗生素等。

随便提一下，在翻阅20世纪文献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早期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前，指南建议在支架植入后使用三天抗生素。90年代中期大家又改成术前一次预防性使用抗生素。然而随着认识的进展，近二十年来，完全不用抗生素了。

小小的口罩帽子，他们的故事从晚清时代延续至今，有共识、有争议。虽然没有定论，它还是教会我们，手术与学术都是神圣的事情。遇事不决，不要轻易下结论，多问道于前辈、文献。许多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就写在了书里。

医学不确定性，使得学术争鸣无处不在，它本身有助于学科发展。但评论与讨论应该摒弃情绪，在同行中理性开展，让科学的归科学，科普的归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