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病学科发展建设走到今天，从病毒性肝炎为代表的经典传染病诊治（1.0时代）逐渐拓展到细菌真菌感染性疾病诊治（2.0时代），已成为领域内专家的共识。2.0时代转型尚未完成，抗菌药物管理、院感控制的迫切需求又给感染病学科提出了更多的任务，一个需要以感染病学科为主体，预防医学、院感防控、临床微生物联合的“大感染病学科”建设时代（3.0时代）已经来临。

面对艰巨的挑战，我们需要高屋建瓴，借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契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对未来我国感染病学科发展提出殷切希望，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贵强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李兰娟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翁心华教授、解放军第302医院王福生院士、美国微生物学院汤一苇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胡必杰教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处长李大川分别发出来自感染科、临床微生物、院感防控、医疗管理部门的声音，共同探讨如何在3.0时代建设大感染病学科。

马晓伟主任寄语

不断完善感染性疾病防治体系，适应健康中国建设新需求

马晓伟主任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感染性疾病的防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会充分依托行业组织和专家的力量，积极推进感染科建设，提升感染性疾病诊疗能力，加大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开展新发传染病的防治，推进抗菌素药物的合理使用，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合作、行业推动、社会参与的良好机制，有力维护了人民健康，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社会的充分肯定。学会作为学术组织，主动作为，充分发挥政府助手作用。行业专家在感染性疾病的防治学术研究国际交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感染性疾病防治领域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从需求侧看，感染性疾病防治面临挑战，传统传染病和复杂感染等问题亟待解决。新发传染病、耐药细菌感染等新情况不断出现，感染性疾病的防治任务依然艰巨。从供给侧看，感染性疾病防治体系还不够健全，诊疗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此外，不同地区相关学科发展仍不平衡，还不能适应健康中国建设新要求，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争取在机制创新、学科发展、资源整合、专业融合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提升感染性疾病的诊疗能力。希望大家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认真总结，相互交流，借鉴国际上现有的经验，深入研究防治工作的新路径，为推动感染性疾病防治事业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的贡献。

聚焦点1：

大感染病时代——综合医院感染病学科如何建设？

论坛伊始，王贵强教授总结了当前学科发展面临的形势。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以后，2004年原卫生部下发了《卫生部关于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的通知》，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都要成立感染科，要对传染病的防控发挥作用。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明确强调感染病学科要参与到抗菌药合理管理工作。2016年12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又发布了《关于提高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通知》，强调建立感染病学为主体的细菌真菌诊疗体系；第一次明确了在细菌真菌感染防诊治中，感染学科应发挥的作用。正因如此，为响应国家号召，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启动了全国感染科主任和骨干医生培训，强化感染病学科建设。今年5月，《关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发布，强调逐步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从“以行政部门干预为主”转变为“以多学科专业协作管理为主”，也同时强调了感染病学科、药学、临床微生物等学科也要发挥作用。这一系列围绕着细菌真菌感染的通知，足见国家对感染病学科建设的重视。

李兰娟院士展开大感染病学科发展面临的大环境。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感染性疾病防控很早就被列入国家发展纲要，国家也一直设立重大传染病专项支持该领域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经典传染病领域的防控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但感染性疾病始终在我们的身边，需要一如既往地迎接感染病的挑战，如H7N9、SARS、最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寨卡等等，同时细菌耐药已经被列入了2016年G20峰会的重要讨论内容，也是今天感染性疾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我们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和耐药的控制，多次发文强调医院要建立和完善抗菌药物管理的团队。在经典传染病仍存，新发传染病出现和耐药危机的大背景下，感染科医生应发挥主体作用。李院士着重指出，国家的系列文件中已经把感染科作为大感染病学科时代重要的指导性学科，所以在新时期感染科要加强整合资源的领导能力。

对于面临的形势，李大川处长在发言中也重申我国的感染病学科正处于漫长的转型时期，在保证以病毒性肝炎为主体的经典传染病诊治基础上要不断提高细菌真菌疾病的诊治能力，任务非常艰巨。目前已经探索出一些解决办法，例如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组织的感染科主任培训班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后续还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和一线的能力培训和建设。

翁心华教授作为感染病学界老前辈，向广大感染病医务人员提出希望。总体上向大感染病学科转型可能是必须要走的路，尤其是综合性医院的感染病学科，要努力建设一个平台，包含肝病、经典传染病和院内的各种感染病。翁教授表示，与风湿科、血液科、呼吸科等其他专科的交叉领域存在很多的学问，因此，感染科从业人员必须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做好临床，不能满足懂得一点病原学，懂得一点抗生素的应用。

王福生院士指出，过去感染病学专家和医护人员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传染科已经不能局限于这个范围，需要与时俱进，因此，从传染病专业更名为感染病专业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加强学科的建设，其核心是加强人才的培养，提高医疗单位从事感染病方面专家和人员相应的地位和待遇，能力、责任、待遇的提升相互匹配，才能更好地理顺关系，把学科建设做好。这一点，王贵强教授也认为学科的良性发展取决于学科的吸引力，因此待遇是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

感染科在学科发展中仍然承担了许多公共卫生责任，理应给予一些政策和待遇上的倾斜，使感染科进一步良性发展。对于这一点，李大川处长回应，医务人员待遇问题国家一直在着手研究，也是下一步医改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染科从业人员也一定会从中受益，相信不久以后就会有相应政策，支持学科良性发展。

聚焦点2：

院感防控建设——感染科临床专家需要深度介入

中国耐药菌感染率和死亡率逐年升高。很多患者在重症监护室（ICU）抢救成功，接受了很好的手术或效果不错的肿瘤化疗，但就是一次不经意的感染，导致前功尽弃。王贵强教授用国内数据说明了国内院感危害巨大，肿瘤合并院感的研究报告显示院感发生率是6.79%。未发生院感患者病死率为7.97%，院感发生后的病死率上升到16.86%，脑血管病住院患者合并感染后的病死率上升5倍。但这些病种统计病死率时并未提及感染，都算作原发病的病死率，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也说明了目前对院感认识的薄弱。

胡必杰教授指出，如果不抓紧时间去控制院感，医疗安全医疗水平的提高将成为空话。那么院内感染到底做什么的？中国感控起步的时候，消毒+隔离似乎就等于院感防控。但最近十年国际的理念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院内感染已经不是30年以前理解的消毒，而是让患者在医疗期间不发生感染性疾病的一切活动，让患者在整个医疗活动期间，尽可能降低感染风险，例如，降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导管相关的血流感染、导尿管插管引起的尿路感染、手术部位感染等风险。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感控理念也跟国际接轨，倡导我们的感控要走进临床，通过感控措施使感染发生率下降。然而，目前感控人员对感染性疾病的认知度不够深入。例如，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怎么预防，绝对不是简单的消毒。手术部位感染怎么防护？绝对不是换药戴口罩帽子即可解决。重症监护室（ICU）中耐药菌如何防控？同样，也不是简单地戴口罩帽子穿隔离衣即可解决。既然感控首先就要有强大的感染性疾病诊治能力，那么谁最适合领导这一工作？国内外没有哪家医院或统一的模式明确院内感染团队的建设到底谁来负责最好？但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好的国际案例，都存在临床医生的深度介入，因此，临床医生虽不一定是感控的部门负责人，但应当作为一个核心力量，这样可以使感控质量明显提升。临床医生若不参与，宏观层面方面把握方向可能存在问题。到底哪个科的医生深度介入，感控效果会比较好？内科中，尽管呼吸科医生、血液科医生在专科领域也积累了不少感染经验，但若碰到其他系统的感染，还会感到比较棘手。感染科医生对全身各个器官、系统感染了解比较全面。但是，目前，中国感染科医生的知识能力与国际相比仍存很大差距。因此，去年开始，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启动了每个省市的细菌真菌感染诊治能力培训项目，旨在提升我们对感染病的认识，这为今后感控的深度介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贵强教授认为，感染科应该深度参与到院感防控工作中去。目前困难是基层缺乏强有力的医生支撑院感团队。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由感染专家兼职院感负责人的模式。

聚焦点3：

临床微生物学科建设——服务理念下的深度融合

美国微生物学院汤一苇教授认为，临床微生物工作者必须要有服务的理念——服务临床，服务患者。他从三个方面剖析了大感染病时代临床微生物专业的发展思路。

第一点是亟需加强临床微生物专业的人力配置和人员培训。目前，国内临床微生物学科力量非常薄弱。汤院士以自身工作过的美国医院举例，美国1000张床位规模的普通医院，临床微生物工作者超过80名。500张床位规模的专科肿瘤医院，临床微生物科工作者也超过50名。然而，在国内，除了综合实力特别强的个别医院之外，从事临床微生物的团队都不超过10名。

第二点是临床微生物工作者要深度参与临床，建立品牌。在美国临床微生物工作者会花很多时间与临床医生进行交流，参加病例讨论和业务学习。目的是充分了解临床的背景和思路之后，再把临床微生物学检查结果交给临床医生去解读。而同样，美国的感染科医生在成长过程中也需要到临床微生物科室进行专业训练。

第三点是临床微生物工作者需要和感染科医生一起探讨开展哪些检测项目，才能更好地应用新的诊断技术，发挥其价值。

聚焦点4：

从“传染科”到“感染科”——更名工作继续推进

翁心华教授首先回顾感染病学相关历史。我国传染病科设置是参照前苏联模式，由传染病医院、综合性医院传染病科承担经典传染病防治的主要职责。但随着经典传染病得到控制，传染病防治业务量明显减少，尤其是综合性医院的传染病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欧美感染性疾病管理理念引入，传染病学科也应该有所改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华传染病杂志》在传染病学科中展开传染病科和感染病科之间界限的讨论。最早提出感染病科的“感染病”三个字是戴自英教授。他认为Infectious disease更应该翻译为感染病而不是传染病，也得到了当时王季午教授的认可。在形成了共识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改学会的名字，经过诸多老一辈专家的努力及长达三年的审批过程，终于在翁心华教授任主委时正式更名为感染病学分会。然而，更名只是起点，当时大部分的队伍都是做肝病的专家，要真正完成角色的转变仍需要漫长的努力。

在更名话题上，李兰娟院士提出更名的工作也需要进一步推进，虽然目前很多临床科室从传染科更名为感染科，但是教材依然是传染病学，需要呼吁教育部把教材更名成感染病学。目前，李院士已在其主导感染病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包括经典和新发传染病防控、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抗感染药物的合理应用等）中，体现了大感染病学科的理念。

对于热议的传染病向感染病的更名问题，李大川处长表示会积极与科技部门、教育部门联系，争取更改相关教材和书籍的名称。

（本文刊登在《中国医学论坛报》2018年8月9日A4-5版，文章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孙峰医师整理，张文宏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