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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分会走过了30周年的辉煌历程,在这过程中让您印象最深刻、最有成就感或者最有挑战的事是什么?您对分会今后的发展有哪些期盼,能否给大家一两句寄语?
Q:某些指南或共识在制定过程中可能也会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您在这次大会主旨报告中也指出了7个误区,您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有哪几个方面?
现在大家对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制定仍然存在一些错误看法,实际上也不只7个误区,我把它总结写成了一篇文章,即将在《中华消化杂志》上发表,并在本次会议上报告其中部分内容,希望和大家共同讨论,引起重视。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部分人热衷于做指南,是为了做指南而做指南,其实做指南是要解决“临床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二,临床专家受命制定指南,但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或者学习深度不够,没有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根据国际标准流程,规范、严谨地开展工作,因此制定出来的指南科学性、可信性、适用性存在一些问题,不能起到指南的作用,不能解决临床急需的诊疗问题。第三,对于循证指南的制定认识上有误区,才会在制定中出现不规范。
Q:您认为未来还能在哪些方面开展工作,让更多人知晓、避免这些误区?另外请您介绍一下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成立的初衷、目标及愿景?
针对我国指南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2021年,我和韩启德院士共同发起倡议,成立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微信公众号名称:CGUIDANCE)。它是一个多学科团队加盟的、非盈利的平台,以我国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为基础,联合国内最广泛的医疗组织及机构,在国内外方法学专家团队的支持下,为我国循证医学指南制定者提供一个具备方法、资金、项目管理的全环节支持平台,从而提高临床实践指南的公正性、可靠性和适用性。目前,联盟已组建了包括血液病、呼吸病、感染、药学、儿科、神经外科、肝癌、精神卫生等12个临床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担任联盟主席,下设院士指导委员会,以及学术委员会和方法学专委会。联盟成立以来,以WHO标准指南的制定步骤,完成了多部有影响力的高质量指南,作为产出示范并陆续发表。2021年,完成了7部,2022年和2023年,每年制作10部符合国际标准的指南。我们希望通过临床专委会,协助各个学会的指南制定工作。在这过程中,资金是通过基金会去申请,不存在利益冲突。
Q:我们都知道指南直接影响着临床决策,而目前指南的更新绝大多数是依赖于循证证据的更新,但来自中国的循证证据仍然较少,您认为未来中国的临床医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努力提升证据质量?
要提升证据的质量,必须要提高临床研究能力。从这点来讲,我们分会就起到很大作用,通过培训提高医生的科研能力,让医生知道什么情况才需要做临床研究?是临床问题未得到解决的,或者已有指南但不合理或者临床上实际操作不一致的。在临床研究过程中,应采用严谨且科学的方法,即临床流行病学的DME(Design,设计;Measurement,测量;evaluation,评价)方法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应有临床流行病学专家参与指导临床研究的全过程。只有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才能为循证指南提供高质量的证据。因此,未来中国的临床医生应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在实践中培养临床研究能力,成为具备临床科研能力的医生,从而提高临床研究及循证证据的质量。
编辑:王青伟(中国医学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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