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6-8日，第11届广州国际肿瘤学会议（GZO）在广州顺利召开。历经十一载春秋，广州国际肿瘤学会议始终扎根临床疑难问题，勇攀学科前沿，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已发展成为国内肿瘤学术界的璀璨盛会。本届大会精心构建了院士论坛及二十余场专题分会场，内容广博而深入，全面覆盖肿瘤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为推动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蓬勃发展搭建了高端交流平台，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本次会议期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陈敏山教授接受中国医学论坛报专访，就ICC诊疗难题、肝癌介入治疗和肝癌学科建设发表了高度见解，现将采访内容整理精粹如下，以飨读者。
陈敏山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近年来，ICC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临床上对于ICC的起源、分类、定义、命名和治疗都存在很多问题尚待解决。我在本次大会报告中指出，目前的ICC和既往的ICC可能有所不同。
首先，关于ICC的起源。以往我们常称其为“肝胆管细胞癌”，该类型多发生于女性患者，且常伴有胆道寄生虫感染、胆道炎症、胆囊切除等胆道疾病病史，是一种典型的腺癌。然而，近年来，这类典型的肝胆管细胞癌病例有所减少，而伴有HBV（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ICC病例则显著增多。基于此，我提出了多项证据，认为HBV阳性相关的ICC可能是由肝细胞恶变而来。
其次，关于ICC的分类。根据当前定义，ICC被分为三个亚型。其中，肿块型实际上属于肝癌，以肿块形式出现，因此不宜再称其为“胆管癌”，而应称为“胆管细胞癌”。另外两个类型，即管内生长型和管周浸润型，则主要发生于肝内的二级胆管，是真正的肝内胆管癌，且以胆道症状为首发表现。因此，我个人认为，将ICC称为“肝胆管细胞癌”更为贴切，而非“肝内胆管癌”。
再者，关于ICC的诊断。和肝癌一样，目前ICC的临床诊断和病理学诊断的符合率较高。但在ICC的治疗方面，目前尚无公认的标准，尤其是手术治疗方面。尽管手术被认为是最佳治疗方案，关于肝门淋巴结的清扫却仍存在争议。药物治疗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而药物研究中的疾病定义并不明确，往往将ICC与其他胆道系统恶性肿瘤（如肝内胆管癌和胆囊癌）一并考虑。因此，我认为未来的药物研究应单独针对ICC进行，以避免与其他胆道系统肿瘤混淆。
陈敏山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介入治疗在肝癌治疗中应用广泛，特别是对于不可切除的肝癌患者，介入治疗是首选方案。在我国，约70%的肝癌患者无法手术切除，只能选择介入治疗。此外，介入治疗也是肝癌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最常用方法，这在以往的临床研究中已得到证实。传统的介入治疗常用肝动脉栓塞化疗，自20世纪80年代应用以来，虽历经多次改进和技术升级，但其疗效已接近天花板。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在十年前开创了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以奥沙利铂为主的FOLFOX-HAIC方案取得了显著进展。经过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HAIC在多个方面已全面优于传统的栓塞化疗，特别是在肝癌转化治疗、巨大肝癌和有癌栓的肝癌治疗中，其疗效明显优于传统的TACE治疗。此外，在乏血管型肝癌、弥漫型肝癌以及肝功能不佳的肝癌患者治疗中，HAIC也展现出了明显优于传统栓塞化疗的效果。
因此，HAIC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已得到广泛应用，占介入治疗的70%~80%，并获得了国内同行的广泛认可。相信随着技术的提高和疗效的改善，HAIC治疗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效果。
陈敏山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多年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一直秉持“专注单一病种、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的发展理念，围绕肝癌这一单一病种，建立了以肝癌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团队。科室医生掌握多种有效的肝癌治疗手段，包括肝移植、腔镜切除、机器人切除、肝切除以及介入治疗、消融治疗、药物治疗等，为开展以肝癌为中心的多学科治疗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一模式也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广泛认可，并已成为国内肝癌多学科治疗的一个标杆。
在肝癌多学科治疗、肝癌术后辅助治疗、肝癌消融治疗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肝动脉灌注化疗等方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国内肝癌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行，高举“专注单一病种、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的大旗，进一步推动肝癌治疗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