淀粉样变性是由以淀粉样原纤维形式沉积在组织中的自体蛋白质错误折叠和聚集引起的蛋白质构象疾病，可累及肝脏、心脏、肾脏、周围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等，表现为不同的临床症状（表1）［1］。一项对美国主要转诊中心（波士顿医学中心）1990—2018年3 987例淀粉样变性新患者的评估报告［2］显示，在此期间，每年新增病例数平均增加2.5倍。种族方面也有差异，在每一个连续的十年中，黑人患者在整个队列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从6%增加到8%～11%。2010—2019年一项葡萄牙波尔图1 773例肝活检手术报告［3］显示，肝淀粉样变性是一种罕见疾病，患病率为0.4%。但值得注意的是，肝脏是系统性淀粉样变性病的常见受累部位，据报道［4］，60%～90%的病例在尸检时显示肝脏受累。肝淀粉样变性可表现出多种症状，从肝肿大、肝功能轻度异常到门静脉高压症和肝衰竭。近年来淀粉样蛋白相关疾病得到更广泛的认识，即便曾经被认为罕见的淀粉样变性类别，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被诊断出来，因此了解淀粉样蛋白和肝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尤为重要。

1.1   淀粉样蛋白的结构、合成和清除

淀粉样蛋白的基本结构是原纤维，淀粉样原纤维由扭曲的原丝构成，在X射线纤维衍射图下呈特有的典型交叉β-折叠构象［5］。淀粉样原纤维基本上是由氢键骨架组成的主链主导的结构，但侧链相互作用在详细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当沿着原丝的轴观察，两个β-折叠通过交配链侧链的交叉黏附，很像拉链的齿，因此，双片图案被称为“空间拉链”［6］。β链具有N末端、C末端、正面、背面、上边缘和下边缘。因此，根据以下三个标准共可排列组合成八种立体拉链结构类别［7］：（1） β链是平行的还是反平行的；（2） β折叠是否以相同的表面或不同的表面彼此相邻堆积；（3） β-折叠是否方向相同或相反方向。不同蛋白质形成的淀粉样蛋白之间存在结构差异，但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由涉及疏水侧链或不带电荷的极性残基的空间拉链维持的β链，沿原纤维轴的谷氨酰胺阶梯，以及含甲基和芳香族残基的疏水堆积［8］。淀粉样原纤维具有通过募集可溶性蛋白质小分子低聚物构建相同结构模板的能力，因此可以自我复制，这一过程被称为“成核”［9］，是淀粉样蛋白形成的关键步骤。同时，这一特性允许其通过自模板化在细胞内交叉传播，由一个细胞复制到另一个细胞，即淀粉样蛋白一定程度上属于感染性蛋白。关于淀粉样蛋白的分解途径，目前已探索包括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和泛素蛋白酶体系统降解。其中分子伴侣将淀粉样蛋白质递送到溶酶体进行降解，或经泛素化标记将错误折叠的蛋白质运送到蛋白酶体降解，肝脏是淀粉样蛋白降解的主要场所［8］。

1.2   肝主要相关淀粉样蛋白类型

淀粉样蛋白家族的成员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分支。病理性淀粉样蛋白是第一个发现的分支，每种疾病都与特定蛋白质的纤维有关。人造淀粉是发现的第二个分支，最新发现的功能性淀粉样蛋白归属于第三个分支，其参与细胞膜和核转运受体孔等生物结构的构成［10］。淀粉样原纤维蛋白命名为蛋白A，后跟一个后缀，该后缀是母体或前体蛋白名称的缩写形式，也应用于相关的淀粉样蛋白病。例如，当淀粉样原纤维来源于免疫球蛋白轻链时，淀粉样原纤维蛋白就是AL，疾病就是AL淀粉样变性。淀粉样甲状腺素运载蛋白是ATTR，疾病是ATTR淀粉样变性［11］。目前已鉴定的淀粉样原纤维蛋白数量为42种，其中14种仅表现为全身沉积物，24种仅见于局部淀粉样变性，4种可同时表现为两种类型［12］。

目前已知涉及肝脏生理病理相关的淀粉样蛋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免疫球蛋白轻链（IgL）、淀粉样蛋白A（AA）、白细胞趋化因子2（LECT2）、载脂蛋白A（ApoA）以及甲状腺素运载蛋白（TTR），大约占所有非中枢神经系统淀粉样蛋白病例的95%［13］。一项130例肝淀粉样变的淀粉样沉积物分析报告［14］显示，AL是最常见的原因（81/130，62%），其次是ALECT2（32/130，25%）；余9例淀粉样载脂蛋白AⅠ（AApo AⅠ）（7%）、5例AA（4%）、2例ATTR（2%）和1例溶酶菌淀粉样变性（ALys，1%）。一项回顾70例肝淀粉样变的病例报告［4］显示，AL型最常见，有41例（59%）；其次是ATTR，有15例（22%）；纤维蛋白原A（AFib）（4%）、AA（4%）和ALECT2（4%）各3例；2例AApo AⅠ（3%）、3例（4%）未分类。

AL淀粉样变性通常称为原发性淀粉样变性，占淀粉样变性病例的78%，是一种单克隆浆细胞增殖障碍导致异常副蛋白沉积为淀粉样蛋白。肝脏肿大、胆汁淤积和血清ALP水平升高是AL淀粉样变性的主要临床表现［15］。

AA淀粉样变性被称为继发性淀粉样变性，占淀粉样变性病例的6%。AA是一种由肝脏产生的急性期反应物，SAA为其前体，在炎症的启动和维持中起关键作用。SAA在炎症部位诱导中性粒细胞增多，并诱导多种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包括TNFα、IL-6和IL-17［16］。SAA参考区间上限为11.0 mg/L（90%可信区间为9.3～12.3 mg/L），SAA有4个活性基因SAA1-4，基因表达的改变在肝淀粉样蛋白沉积中起着致病作用，当淀粉样变继发于炎症时，肝脏SAA1和SAA2的表达减少，巨噬细胞SAA3表达增加［17］。创伤、炎症或感染后24～48 h内，血浆中SAA的浓度增加1 000倍，AA水平长期升高的个体可能会发生AA淀粉样变。Lin等［18］发现淀粉样蛋白增强因子（AEF）能够显著促进小鼠SAA的聚集，作为原纤维形成种子加速AA淀粉样变性。除了肝脏本身，肝外SAA的形成也在肝淀粉样变发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血清中SAA的快速显著增加反映了SAA在肝脏生物学和调节急性期反应中的中心作用。

LECT2主要由肝脏产生，是嗜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因子，由慢性肝脏感染或慢性肝脏炎症特异性触发。ALECT2淀粉样变性与其G等位基因多态性相关，导致成熟蛋白中第40位的异亮氨酸被缬氨酸取代而发生沉积，肝脏是其发生淀粉样变的第二常见器官［19］。相对于其他类型线状淀粉样蛋白，球状肝淀粉样蛋白（GHA）对ALECT2淀粉样变性高度敏感和特异，GHA的发现有助于确定ALECT2淀粉样变类型［4］。

AApoA淀粉样变性由ApoA变体沉积引起，编码在11号染色体上，散发性和家族性类型与Apo AⅠ、AⅡ、AⅣ、CⅡ和CⅢ相关［20］。

TTR是18号染色体上的一种四聚体蛋白，由肝脏合成并分泌到血液中，可折叠成交叉β结构而异常沉积在肝脏，存在于13%～17%的淀粉样蛋白病例中。TTR可引起两种系统性淀粉样变性，即由变异TTR诱导的遗传性ATTR（ATTRv）淀粉样变性和衰老相关的野生型ATTR（ATTRwt）淀粉样变性［21］。

2.1   临床特征

肝淀粉样变缺乏临床特异性，有文献［22］报道了1例淀粉样变患者，其最初表现为一种不寻常的严重肝内胆汁淤积伴随显著升高的ALP和血清胆红素。2例原发性淀粉样变患者肝脏超微结构表现显示［23］，淀粉样纤维不仅存在于Disse间隙，也存在于窦状隙，且面向淀粉样纤维的肝细胞微绒毛呈针状。门管区淀粉样原纤维压迫胆管，造成细胞间隙变宽，基底膜与上皮细胞分离。在肝脏淀粉样变性的终末前阶段，不仅主要物质从肝窦向肝细胞的转运受到干扰，分泌囊泡进入胆管的转运也受到干扰，胆汁液从小胆管中漏出。因此，胆汁淤积性黄疸可能是淀粉样变早期表现，当没有明显肝脏疾病危险因素时，出现黄疸或胆汁淤积性肝炎，应考虑淀粉样变性病［24］。

2.2   检测方法

该疾病的临床和影像学特征通常是非特异性的，需要进行组织活检。淀粉样蛋白可与染料刚果红结合，在交叉偏振器之间观察时显示绿色双折射［25］。在全身性淀粉样变中，肝实质和肝门静脉内的淀粉样沉积是最为常见的，一项19例系统性淀粉样变的尸检病例报告显示，19例中10例在肝内大胆管衬里上皮下发现淀粉样蛋白沉积，7例在胆周腺泡周围发现淀粉样蛋白沉积。肝内大胆管和胆道周围腺内淀粉样蛋白沉积与肝内淀粉样蛋白沉积程度呈正相关，与淀粉样蛋白类型无关。淀粉样蛋白和血管内皮双染色结果显示，胆道、胰腺周围血管丛与淀粉样蛋白沉积的关系较胆道内衬上皮和胆道周围腺泡细胞更密切［26］。

一些非侵入手段也用于检测肝淀粉样变性，肝淀粉样变性受累的影像学通常表现为超声上回声不均匀，CT或MRI上弥漫性或局灶性区域实质衰减减弱，伴或不伴广泛钙化，T1加权图像上信号强度明显升高，T2加权图像上信号强度无明显改变［27］。弥漫性沉积浸润伴肝肿大是肝淀粉样变性常见的放射学表现，但有时也罕见表现为CT高密度局灶性肿块［28］。Kim等［29］发现，三角形的不对称肝肿大（顶点在镰状韧带处）和不均匀的衰减可能有助于淀粉样变与其他浸润性疾病的鉴别。然而，这些解剖学成分中淀粉样蛋白沉积的确切发病机制仍不清楚，但根据淀粉样蛋白肝脏沉积部位的不同，其产生的临床症状也许不同。肝淀粉样变根据其局部分布可分为三种类型：血管型、实质型和间质型。淀粉样蛋白沉积在肝实质中，沿着窦状隙和/或沿着血管壁的Disse空间内，肝细胞受到淀粉样物质积聚的严重压迫，导致肝细胞萎缩或几乎消失，丧失基本功能，随后导致继发于血流阻力增加的门静脉高压症［30］。胆汁淤积被认为是由实质损伤或胆管水平或小胆管处胆汁流动的机械阻抗引起的。在继发性淀粉样变性中，异常蛋白质主要沉积在血管壁上，可能会导致出血风险增加［31］。1例51岁男性肝淀粉样变性病例显示肝脏硬度显著增加，剪切波弹性成像（SWE）的中位值为99.1 kPa（范围25.7～188.9 kPa），明显高于SWE报告肝硬化的临界范围（10.4～11.5 kPa）［32］。1例52岁女性肝淀粉样变患者瞬时弹性成像（TE）显示高肝硬度值为75 kPa，远远大于TE诊断肝硬化的最佳临界值13.01 kPa［33］。

2.3   预测指标

有报道［34］AL淀粉样变性患者血清肝细胞生长因子（HGF）水平显著高于未患有AL淀粉样变患者，其结果可能是由于细胞外淀粉样蛋白沉积导致巨噬细胞和间充质细胞受到刺激，因此HGF可作为一种有用的非侵入性辅助标志物用于诊断和预测原发性系统性淀粉样变性的预后。一项针对包括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药物性肝损伤（DILI）、化脓性肝脓肿在内的278例不同肝病患者SAA水平分析显示，不同肝病患者SAA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35］，SAA可能是反映慢性乙型肝炎和其他活动性肝病患者肝脏炎症状态的一个生物标记。

肝脏是许多生理过程的关键枢纽，包括能量代谢、免疫支持、脂质和胆固醇稳态，以及包括许多现有药物在内的异种化合物的分解。当肝脏发生淀粉样变性或产生淀粉样物质，上述过程会受到影响。同样，肝脏的各种生理活动也会影响淀粉样蛋白的合成和代谢。

3.1   糖代谢

肝脏胰岛信号及其受体（IR）在控制葡萄糖稳态中起关键作用，高血糖患者血浆淀粉样蛋白β（Aβ40/42）水平升高，Aβ可以上调胰岛素信号传导抑制剂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因子1（SOCS1），通过激活JAK2/STAT3/SOCS1信号通路诱导肝脏胰岛素抵抗［36］。生物活性IR的数量可由β位点淀粉样前体蛋白切割酶1（BACE1）以葡萄糖浓度依赖的方式对其外域（IRctf和IRsol）的切割进行调控。在糖尿病期间，BACE1依赖的IR切割增加，肝脏中成熟IR的量减少，而输注BACE1抑制剂可部分恢复肝脏IR，增加肝细胞表面IR数量和胰岛素信号传导［37］。胰岛淀粉样肽（IAPP）的错误折叠聚集在肝脏、胰腺损伤和2型糖尿病诱发中起重要作用，Reza等［38］发现胰抑素（PST）导致胰岛素抵抗的作用与其诱导IAPP在肝HepG2细胞聚集有关。此外，有报道［39］移植到裸鼠肝脏或脾脏中的人类胰岛也能快速形成胰岛淀粉样蛋白，猜测可能与淀粉样蛋白的交叉传播特性有关。胰淀素是一种在胰腺淀粉样沉积物中发现的肽，可通过己糖一磷酸分流减少葡萄糖氧化。在生理浓度下，胰淀素可以影响肝细胞中葡萄糖利用，减少葡萄糖氧化、加速糖原分解和刺激糖异生并导致空腹肝葡萄糖输出升高［40］。

3.2   脂质代谢

肝脏是脂蛋白合成的主要场所，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LRP1）既是肝脏脂质代谢受体也是肝脏清除Aβ的主要细胞表面受体，其可溶形式sLRP1通过与外周Aβ结合而被肝脏识别摄取代谢［41］。BACE1是Aβ合成的酶促裂解启动剂，有研究［42］发现肝X受体（LXR）激活剂T0901317可通过降低体内和体外膜胆固醇水平和提高ATP结合膜盒转运蛋白A1的水平，来达到降低BACE1的表达和活性以及β-分泌酶裂解的C-末端片段（β-CTF）水平，从而减少肝脏淀粉样β前体蛋白（APP）产生Aβ和沉积。急性炎症期间，肝源性SAA主要存在于高密度脂蛋白（HDL）上，作为HDL主要组成蛋白。因此，SAA可能是一种短暂的胆固醇结合蛋白，参与肝脏胆固醇代谢。Liang等［43］发现，在正常生理情况下SAA增强了胆固醇从HDL的扩散，增加了肝HepG2细胞从组织培养基中摄取的游离胆固醇。Aβ的清除被证明依赖于ApoE，相较于ApoE2/3，ApoE4亚型结合Aβ的能力较差，在体外条件下，ApoE4亚型与Aβ清除不良有关。一组对比实验［44］表明，相较于C57BL/6J小鼠，ApoE基因敲除小鼠肝脏Aβ清除能力明显降低。自噬/脂噬是肝脏脂代谢的重要途径，Del Giudice等［45］发现Apo AⅠ表达水平的改变可影响肝脂肪变性中的自噬，而L75P-ApoAⅠ变体的表达则阻断了肝细胞自噬流，导致受损细胞异常蛋白沉积和氧化应激。

3.3   免疫应激

促炎和抗炎状态在肝脏淀粉样蛋白沉积及清除中具有关键作用。在一项长期观察淀粉样蛋白炎性沉积的动力实验［46］中，炎性刺激物AEF和硝酸银诱导的第一次AA淀粉样沉积期间，小鼠肝脏淀粉样沉积在20天达到峰值且伴随IL-6的升高。待240天沉积消失后的第二次刺激，肝脏淀粉沉积侵袭性较第一次更明显且伴随IL-10的升高。依赖吞噬细胞的先天免疫系统可以清除沉积的淀粉样蛋白，这对淀粉样蛋白沉积早期诱导阶段有重要抑制作用。静脉注射AApo AⅡ可有效地被肝脏中的网状内皮巨噬细胞吞噬，而网状内皮巨噬细胞的耗竭则显著增加了肝脏的AApo AⅡ沉积［47］。而巨噬细胞是受损肝脏中主要的SAA结合细胞，可极化为M2型表达SAA1以响应炎症。此外，脂多糖可通过Toll样受体4（TLR4）信号转导诱导人肝细胞合成SAA，而肝SAA1的产生又可通过TLR2诱导多种趋化因子循环加重小鼠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介导的肝炎［48］。这表明，肝免疫细胞对淀粉样蛋白具有双重作用，既可诱导淀粉样蛋白的产生又可清除淀粉样蛋白，这种差异作用可能与淀粉样蛋白类型不同导致的结构变化相关。

肝病种类复杂多样，不同肝损伤因素导致肝脏不同病理过程的发生，淀粉样蛋白对肝脏几种主要疾病病理过程产生影响。

4.1   非酒精/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脂肪肝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具体表现，与肥胖、炎症等危险因素相关。五聚蛋白血清淀粉样蛋白P成分，是除淀粉样原纤维蛋白外淀粉样蛋白主要成分之一，和树突细胞特异性细胞间黏附分子信号配体在饮食诱导的肥胖中调节免疫系统。两者联合可抑制高脂饮食小鼠脂肪细胞分化和脂肪组织中的脂质积累、减轻脂肪和肝组织炎症［49］。白色脂肪组织（WAT）负责脂质储存和动员，有研究［50］报道高脂饮食诱导的信号识别颗粒亚单位54c的失调可导致APP错误靶向沉积在WAT线粒体中，损害WAT线粒体功能并促进肥胖。慢性炎症反应在肥胖相关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中起着重要作用，TLR4介导的NF-κB信号通路可被SAA1激活，诱导炎症因子IL-6、CCL2的产生，加重肝脏脂肪变性［51］。血小板在肝病和体内平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抗血小板治疗可以减少肝内血小板聚集并改善脂肪肝的炎症，肝源性SAA1增加促进NAFLD肝内血小板聚集并加重肝脏炎症［52］。

灌胃酒精显著影响肝脏对Aβ的加工，一方面下调LRP1（46%），另一方面显著上调APP（约2倍）［53］。因此，过量酒精摄入或形成酒精性肝病将破坏肝脏对Aβ的加工和清除，从而促进肝淀粉样蛋白沉积。中间丝蛋白KRT8头部结构域含有高浓度的甘氨酸和极性残基，这些极性残基可增加与醇的相互作用，稳定其淀粉状蛋白形式。Murray等［54］证明在酒精性脂肪性肝炎中，KRT8淀粉样蛋白可与乙醇共结晶诱导马洛里小体形成。

4.2   病毒性肝炎

有两项研究试图探究SAA在HCV感染期间的作用，SAA是HCV受体B类清道夫受体1型（SR-B1）的配体，因此被怀疑影响HCV进入肝细胞。与这一假设相一致的是，重组SAA1（rSAA1）对HCV进入Huh-7细胞具有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与HCV基因型无关。rSAA1浓度为20 μg/mL时，丙型肝炎假病毒颗粒（HCVpp）的传染性降低至10%。然而，较高的浓度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抑制［55］。在Cai等［56］进行的类似实验中，在Huh-7.5细胞上测定了rSAA1的抗病毒作用，表明在10 μg/mL的rSAA1浓度下，HCV传染性降低了50%。Lavie等［55］使用HCV细胞培养系统（HCVcc）进一步表明，当HDL与SAA共培养时，SAA的抗病毒活性被强烈降低。以上实验表明，SAA可通过与病毒颗粒直接相互作用而具有抗HCV活性，但也可能通过其与Apo结合的功能转移传染性。

4.3   药物性肝损伤

过量的对乙酰氨基酚（APAP）会导致肝脏毒性，并伴随肝细胞坏死、肝窦内皮细胞（LSEC）损伤和肝内血栓形成。体外实验［57］显示SAA1/2增强了APAP对LSEC的毒性作用，并促进了LSEC细胞膜上的血小板聚集，因此抑制SAA可能是对APAP引起的急性药物性肝损伤的一种潜在干预。保胎剂利托君作用于β2肾上腺素受体，是早产的有效治疗选择，但存在肝损伤副作用。在注射利托君的小鼠中，SAA激增先于肝毒性的标准生物标志物（如ALT和AST），SAA是一种敏感和早期检测肝损伤的方法，有助于预防早产中使用利托君引起的严重肝损伤［58］。

4.4   肝纤维化/硬化

炎症是肝纤维化的原因之一，血清淀粉样蛋白P可通过减少肝脏炎症细胞浸润和促炎因子表达（TNFα、IL-6和IL-1β）对四氯化碳诱导的肝损伤发挥保护作用，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介导的肝星状细胞（HSC）迁移与活化［59］。HSC对肝损伤修复和肝硬化至关重要，有研究［60］表明SAA1可作为一种肝内源趋化因子，通过TLR2启动PI3K依赖性信号向损伤位点信号募集HSC，指导其趋化迁移增加损伤部位的细胞外基质（ECM）沉积。Aβ可通过减弱HSC活化来防止肝纤维化，Buniatian等［61］发现肝细胞可通过BACE和PS1水解APP产生Aβ，促进HSC静态表型的维持，抑制活化HSC中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TGFβ的表达，而在肝硬化期间，APP及其裂解酶BACE1和PS1表达减少，Aβ的抗纤维化作用丢失。由此可见，淀粉样蛋白对肝硬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诱导HSC募集和迁移促进损伤位点的ECM产生，一方面维持HSC静态表型抑制活化，这种相悖的结果猜测可能和淀粉样蛋白的种类相关。

4.5   肝细胞癌

肝癌是各种肝病的终末阶段表现，SAA阳性肝细胞肿瘤（SAA-HN）是一种新型罕见的肝细胞肿瘤，可由淀粉样蛋白过量沉积在肝脏诱发。SAA-HN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细胞密度增高、炎症浸润、多发结节、窦性扩张及导管反应，与炎性肝细胞腺瘤具有相似的组织学和免疫组化特征［62］。转移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已有研究［63］表明SAA可与内皮细胞上表达的SR-B1和FPR2相互作用，改变肝脏脉管系统以刺激跨内皮迁移的能力。此外，有研究［64］表明SAA与ECM蛋白的沉积和重塑有关，SAA可以通过TLR2激活平滑肌细胞，并在此过程中刺激基质金属蛋白酶-9（一种已知的基质金属蛋白酶，具有降解ECM蛋白的能力）表达的增加。ECM不仅可以结合SAA作为一种支架支持细胞迁移穿过内皮屏障，还是HSC的主要分泌场所。总之，淀粉样蛋白可通过促炎微环境诱导肝纤维化并影响肝癌转移。

肝脏淀粉样变性病的特征是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在器官中积聚和聚集成纤维，导致细胞死亡和随后的肝功能障碍。肝脏既是体内淀粉样蛋白主要清除的场所也是常见的受累部位，且由于肝脏作为人体蛋白质合成中心枢纽的特殊性，因而颇受关注。淀粉样蛋白不仅对肝脏糖脂代谢、免疫应激等生理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作为某些肝脏疾病的敏感标志物并影响疾病的发展。免疫抑制剂联合激素是肝淀粉样变性的常规治疗手段，但效果有限且不能延缓疾病进展，终末阶段肝脏多器官联合移植是唯一的治疗手段。过去几十年依靠冷冻电子显微镜、固态核磁共振、X射线和电子衍射等强大的结构工具进行的大量研究揭示了许多关于淀粉样纤维的结构、稳定性和形成机制的认识。但现阶段对于肝淀粉样变性隐含的机制还不甚了解，尤其是对肝脏的影响研究还处于十分基础的阶段。由于淀粉样蛋白种类的庞大性、结构的多样性，增加了此类研究的困难。因此，需要进行更多详细的研究了解淀粉样蛋白触发和维持聚集体形成的因素，尤以肝脏淀粉样沉积背后的活性-结构-毒性关系为重，这对于未来攻克淀粉样蛋白相关疾病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