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明教授：一个事件的发生，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首先，源自自然界的病毒在一定条件下侵犯人类，具有历史必然性，因为历史上的绝大部分传染病就是这么产生的。而该传染病一旦出现，一般是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曾经有人认为，SARS已经被人类消灭了。事实上，在2003年之后SARS病毒已经间断侵犯人类多次了，但每次都被成功控制了。早在SARS流行期间，我就已经预测过，SARS病毒或类似SARS病毒的病原体将再次侵犯人类，这一点已经成为事实。

复习近代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必然性是世界各国利益集团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剧，同时又处于一个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政客们好战态度非常明显，尤其在国内局势不安定的时候，就往往寻求外部战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各国政客们想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民众们也误认为通过战争可以走出困境。当年在宣布世界大战时，大批民众居然欢欣鼓舞，像过节一样纷纷涌向街头，热烈庆祝开战。

说到偶然性，2003年的SARS暴发就属于偶然事件，是人类侵犯大自然后与动物病原体发生的一次遭遇战。尽管SARS的传播性和致病性极高，但中国采用清零政策后也取得了全面成功。虽然当时SARS已经传到了境外，但加拿大有关部门通过积极应对，使得SARS“胎死腹中”被成功遏制住，同样美国也成功阻断SARS的蔓延。

与新冠肺炎相似的西班牙流感、SARS、MERS及禽流感，都是从一个偶然事件开始形成全球流行，而这些疾病其实如同其他各种传统传染病一样，最深层次的起源还是人类侵犯自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感染只是一过性而非传染性的，包括与动物或自然环境接触所致感染，尽管常常是经久不愈（特别是皮肤伤口感染）。而禽流感至今尚未形成人类之间的传播。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为政治干预无疑是有的。当前全球局势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过多的政治干预，是争论多而协作少，实际上就是内耗（内卷）。我国的清零策略本来非常成功，理应向世界各国推广，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步调不一致和不协调”导致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同时，还有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要求我国加大开放。开放对于我国而言存在显而易见的威胁，如果因此发生更大规模流行，后果将不堪设想。

应该说，SARS的成功防控与当时良好的国际关系分不开，当时与新冠疫情的形势完全不同。俗语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次面对新冠疫情，大国之间一味互相指责，远远超出“追小兔”的范围，怎么能集中精力“赶路”呢？聪明的人，懂得把时间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对一名棘手的病人，医患之间只有精诚合作，才可能取得预期治疗效果，这是一样的道理。

王宇明教授：所谓“佛系抗疫”的防控策略，与群体免疫策略一样，不过是国外政府因其体制问题难以作为的无奈之举，并非什么先进经验。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属于“佛系抗疫”，但这些国家或地区习惯于低调行事，事实上他们在行动上并非不作为，包括民众的防御思想还是比较科学的，自我防护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实际上“佛系抗疫”有真假两种。一种是“无所作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作为”，是名副其实的”佛系抗疫”。民众只能依靠自我保护，这样做当然极易导致疫情扩散加重；而另一种“口是心非”的佛系抗疫，让别国麻痹，自己袖手旁观。但其实唇亡齿寒，往往也难以独善其身。在弄假成真的“佛系抗疫”中，也会有人趁机顺水推舟表演一番。就像韩国和印度的宗教人士那样，妄想通过依靠神明的保佑来抗疫，这种愚昧行为的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