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巴德年：健康中国，我的中国梦

□《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 潘慧敏

巴德年教授

他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抗胸腺自身抗体，找到了高血压大鼠免疫功能低下的原因；他采用胸腺移植等免疫重建方法，在国际上首次提示免疫功能异常与高血压发生的关系；他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淋巴因子激活杀伤细胞（LAK）研究，最早将LAK 疗法用于临床，并在防止癌转移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他，就是我国癌生物疗法学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教授。

“临床研究是医学研究永远的主战场”

“以排名117位的医疗卫生支出创造出第61位的医疗可及性和质量，彰显了中国的医疗水平”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我很庆幸能参与并见证这一过程”，巴院士说。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在科技领域，同年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更是一个契机，对于医药卫生系统来说，无异于是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广大从业人员爆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后40年的时间里，中国医疗事业蓬勃发展，医疗质量不断提升。

巴院士精心收集了最新的数据：根据《柳叶刀》（Lancet）杂志2017年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5年，过去的15年间，中国医疗可及性和质量指数从57.8分增长至74.2分，到2015年，我国排名已达第61位；据2018年5月Lancet公布的最新数据，至2016年，我国排名已上升至第48位。而根据世界银行官网的数据，2013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为5.6%，排第117位，以117位的医疗卫生支出创造出第61位的医疗可及性和质量，巴院士欣喜地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水平进步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客观标志，也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

巴院士进一步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在医学基础研究及临床研究领域发表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彰显出我们在生命科学、生命医学领域的明显进步，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突出的进步之一。

巴院士强调，临床研究是医学研究永远的“主战场”，中国对世界医学称得上有重大贡献的成果，几乎都来自临床研究，如沙眼“病毒”的发现、大面积烧伤的综合治疗、绒癌化学疗法、断手再植技术、食管癌及小肝癌的研究、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分化诱导与三氧化二砷治疗、青蒿素的发现等。

具体来说，中国科学家用回顾调查的方法绘制出了中国癌症发病率的图谱，用现场、实验室、临床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国食管癌研究的水平及其成果受到世界高度重视；中国治疗肝癌的水平、能力居世界前列；在急性粒细胞白血病诊治方面，我国学者最早采用维甲酸诱导分化的方法对其展开治疗，随后进一步利用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效果突出，有效性获得国际认可；此外，我国学者发明的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及其改进型，至今还在非洲等热带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高度赞许。

“现在，很少有外国能治而中国不能治的病，中国医学明显进步了！”

巴院士谈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各类疾病的临床诊疗水平有很大提高，目前能很好地完成肝移植、心脏移植等脏器移植手术，脑外科、心外科和各种内科的介入治疗水平也是突飞猛进。“现在，很少有外国能治而中国不能治的病了。”巴院士骄傲地说。

近年来，脊柱矫形的协和标准、肝脏移植的杭州标准、骨髓干细胞单倍体相合细胞移植的北京标准、肺栓塞采用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治疗的中国方案等陆续被国际认可，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中国原创技术、原创研究也频频登上国际舞台，如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内外科联合治疗冠心病的临床循证研究等。

谈到肝包虫病的外科治疗时，巴院士详细介绍到，肝包虫病在发达国家不多，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病率很高，我国治疗肝包虫病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巴院士回忆到曾亲眼见证了一起通过肝移植、肝切除治疗肝包虫病的实例，“这么大的手术，我看完以后都觉得很吃惊”，巴院士赞叹道，“总体感觉就是中国医学明显进步了”！

谈及我国医学科技的前景，巴院士更是充满信心，“就药品来说，一直以来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又被国际认可的药品并不多见，但近些年来值得称赞的‘中国制造’层出不穷”，巴院士说，比如以热休克蛋白90α（Hsp90α）为代表的生物标志物、以埃克替尼为代表的新药、免疫领域包括甲流疫苗、手足口病疫苗（抗EV71）、埃博拉疫苗等都是在中国研发、中国上市的产品。

其他如高纯度且高产量的白蛋白、降脂降糖的黄连素、抗老年痴呆新药、人工熊胆以及人工羚羊角、干细胞与组织工程、再生医学与细胞疗法以及医学人工智能等，虽然尚未大规模应用于临床，但大有可为，有望成为中国医学科学的“新名片”。

人文心  科学脑  世界观  勤劳手

已近耄耋之年的巴院士在过去50年的职业生涯中，有26个春秋担任医学院校的校长、院长，其中有两年多的时间做驻外使馆教育参赞，这使得巴院士与教育，特别是医学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巴老说，教育是要赋予学生“匹夫有责”的担当、融会贯通的学习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健全的人格和体魄，这是教育的精髓也是主旋律。作为师者，巴老希望老师做学生的良师益友、生活楷模。

“大学应是有大师、出大师、育大师的所在，有师承、有接续，大师辈出、薪火相传，这是师者的荣耀，也是大学的使命”。巴院士这样说，也一直这样做着，26年的校长、院长生涯中，巴老始终坚持为刚入学的新生讲第一堂课。一次巴老赴美参加会议，舟车劳顿也坚持转天即回国，就是为了赶上新生入学第一课，巴老说，“我要是找人代课，我还怎么能要求别的教授。当老师、当校长就得给学生上课，这是责任”！

谈到巴院士两段辉煌的高校掌门人经历时，也是钩起了巴老满满的回忆。1992年9月，巴院士接到国务院任命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协和医大的办学是成功的，其经验是值得总结的”，巴院士感慨到，“但教育是要与时俱进的，需要坚持改革、坚持创新、坚持进步。1992年，当时协和八年制的学生需要用一年时间参与军训，只念七年书。巴院士作为校长，首先做的就是要让八年制的学生念八年书。

同时，巴老通过一系列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帮助90%以上八年制毕业生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协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模式不断调整。1995年，协和在中国第一个建立了MD/PhD双学位制度和五年直接博士生制度；1996年，协和将护理本科五年制改成四年制，推行全新课程，专本衔接，护理系变为护理学院；同时协和开始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包括让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小班上课、开始进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PBL）等”……巴院士滔滔不绝讲了协和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如数家珍。

此间，巴老还吐露了一件憾事，巴院士一直认为协和教学计划中，在第七年进行8个月的科研训练，完成一篇论文后，进入一年生产实习的安排是不合理的。针对此，巴院士曾与当时协和的党委书记刘晓程教授一起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主席罗伊•施瓦茨（Roy Schwarz）、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坎南（Robert Buchanan）讨论并达成共识，设计出一套把8个月的科研训练移到北大阶段，让学生在北大生物系的最后一年完成毕业设计、科研训练，基本上近似（4＋4）的八年制医学教育模式。

CMB非常赞赏这样的改革，并允诺支持500万美元供协和改革教学计划、改善教学设施。“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没有落实，更遗憾的是倾注大量心血、惊动了上下的协和医学联盟和国家医学中心的构想和奔波付诸东流了”，直至今日，谈及这一未付诸实践的改革计划，巴院士仍唏嘘不已。

但巴老坚信，时代前进、科学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2002年，巴院士任职浙江大学，开始担任浙大医学院院长。与其说浙江大学引进了巴院士，不如说引进并实践了巴院士的医学教育观和办学理念。考虑到浙大医学院是由此前的独立医学院校并入综合大学的新产物，巴院士主张，并入的医学院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参与一流大学的建设，并利用“985工程”的条件发展医学学科，同时医学院最大限度地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和条件培养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巴老提出，综合大学也要学习、尊重、把握医学教育的规律，保持医学教育体系的完整、统一，不应该把好端端的医学教育体系肢解成若干亚单位或官本位气息浓厚的、各自为政的“独立大队”。

在巴院士的主持下，浙大医学院保持了医学教育体系与医学管理体系的统一，医学院对医学门类的所有学科、所有单位统一领导，真正成为浙江大学的一个医学“方面军”。此后，浙大医学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异军突起，知名度逐年上升，现已稳居中国医学院校最先进的第一方阵。

巴院士认为，科学求“真”，人文讲“善”，艺术要“美”，而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一，是科学与艺术最完美的结合，医学主张和弘扬“真善美”。所以巴老说，对所有的医学生都要最大限度地提供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训练机会，同时还要有一定程度的艺术熏陶和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再加上一双勤劳手，即“人文心、科学脑、世界观、勤劳手”十二个字，这是巴老的教育理念，也是巴老送给所有医学生的“赠言”。

我的中国梦：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健康的民族

大半辈子都在医学领域探索的巴院士有着深切的体会，医学的任务不仅是防病治病，更应该是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谈及当今的健康中国，巴院士用了8个字：珍惜、贯彻、完善、发展。

“‘健康中国2030’的所有指标一定会完成，而且十分有可能超额完成，我作为一个专家，可以公开这样讲”，巴老兴奋地说。

作为参与者、见证者，巴老回忆，2007年陈竺同志当选为前卫生部部长后提出，能不能搞一个“健康中国2020”，当时即成立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健康中国2020”首席科学家团队，巴老从初始便参与其中，从“健康中国2020”，到健康中国“十三五”，直到“健康中国2030”，巴老参与了三个版本的工作。从筹备至今，历经十余年的时间，才有了今天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来之不易啊，巴老感慨到。

目标制定了，如何贯彻落实不仅仅是中央的事，更是全民的事。最重要的是要把国民健康做为国民第一素质，确保国民健康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最佳医疗实践无终点，革新需聚力而为。

巴老强调到，特别是医药卫生战线，健康中国的主角是医药卫生战线，如何把中央的决定落到实处，实实在在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医疗卫生战线的广大从业者应思考的重要问题。

巴院士进一步谈到，随着健康中国的推进，相关政策、方案还需要不断改进、完善，比如医保领域的改革，近年来中国卫生公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医保还是分公费医疗、新农合和社会保障三种类型，巴院士的想法是，能否把三种医疗保障“三保合一”，在全国实现“一卡通”。

再比如中国是否要实行基本医疗免费，巴老认为这是我国医改迟早需要涉及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老百姓要享受科技进步、国家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巴老说道。

虽然中国有13亿人口，但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实现了基本医疗免费，中国为什么不行？巴院士呼吁学者们特别是医院院长们，应该从现在着手，考虑中国如何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拿出一个预算、一个实行方案和时间表。“医改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巴老语重心长地说道。

当谈及已取得的成绩时，巴老非常谦逊，“我从来没考证过这些是谁最早提出的，我在乎的是什么对国家、对老百姓最有益”。巴老说，中国的卫生事业和医学发展充满希望，前景广阔，我国的GDP已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位，科技实力也已位列世界第二大研发大国，中国科技在全球的地位日益突出，研发投入、科技论文产出、高技术制造增加值等突飞猛进。这是中国的力量，也是中国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安定团结以及和平发展是中国国民健康的保证，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也有能力解决民族健康问题。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健康的民族，一定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就是我的中国梦！”最后巴老铿锵有力地说到。

•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我22岁就在医学院校当教师，以后当教授，当校长。我认为，对我来说，当教师、当校长是我最适合的工作，也是令我感到骄傲、感到幸福的最重要的源泉。因为许许多多我的学生、弟子、部下，已经、正在、即将成为我国医学界的大师、学术领袖、两院院士、杰出的医药卫生行业的管理者和领导人物。对我来说，最美好的时代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特别是，十九大开启的新时代！”

• 记者手记

访谈中，巴老不愿多谈个人的成绩，他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的进步、医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健康中国的推进。忘小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顾大众，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是采访结束后，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记者心中最深刻的人物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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