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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了后能用抗生素吗？Gut最新：抗生素用得多，患这种病的风险显著增加

2023-02-01作者：论坛报小塔资讯

非原创

近日，不少人已经转阴，但还是咳嗽个不停，这种情况下需要吃点抗生素吗？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疗细菌感染，没有抗病毒的作用。普通感冒或病毒感染引起的咳嗽，常为自限性，不需要服用抗菌药物，对症治疗即可。

此外，抗生素是真不能常用！众所周知，人体内居住着许多微生物。在健康的肠道内，不同的细菌们保持着自然而平衡的状态，但抗生素和其他药物会打破这种平衡。当某些细菌（例如艰难梭菌）快速生长，数量超过在正常情况下其他与之平衡的细菌时，就会发生伪膜性结肠炎。同时，当艰难梭菌产生的某些毒素大大增加时，会造成结肠损伤。

业界共识普遍认为：炎症性肠病（IBD）是由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然而，由于与新发炎症性肠病的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可能有炎症性肠病的家族史，因此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风险似乎随时间而变化。不过，遗传风险因素在患有炎症性肠病的老年人中影响较弱，这突出了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环境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近日，来自美国和丹麦的科学家发表题目为“Antibiotic use as a risk factor for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cross the ages: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的研究显示，与不使用抗生素相比，无论年龄大小，使用抗生素均与更高的炎症性肠病患病风险相关，且年龄较大的组别会有更高的患病风险。由于抗生素针对胃肠道病原体，在1~2年的抗生素暴露后，这种患病风险随着抗生素的累积暴露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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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慢性肠道疾病，包括两种主要亚型：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在全球范围内，炎症性肠病患者有近700万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这一数字将继续上升。为了降低这一疾病的发病率，就需要深入研究导致其发生的风险因素。

但是，评估环境因素在炎症性肠病进展中作用的变化仍然很少。抗生素与年轻人炎症性肠病的进展有关，但对成年人进行评估的数据非常有限。因此，这项研究使用了丹麦全国范围内的人群数据，旨在评估所有年龄≥10岁的个体在抗生素治疗后的炎症性肠病风险。

这项研究评估的内容包括：

（1）抗生素暴露与炎症性肠病进展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

（2）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风险；

（3）抗生素使用时机对炎症性肠病进展的影响；

（4）不同抗生素种类对炎症性肠病进展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1、研究人群

丹麦民事登记系统（CRS）包含丹麦所有居民的人口统计信息。每个人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符（CRS编号），研究人员通过CRS确定了2000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年龄≥10岁且没有炎症性肠病史的人群队列，共计6,104,245人。

2、抗生素暴露

丹麦国家处方登记簿与民事登记系统相关联，包含自1995年以来在丹麦社区药房的所有处方药个人数据，约占丹麦所有抗菌处方的90%。药物根据解剖治疗化学系统进行编码，数据包括药物识别码和处方填写日期。抗生素剂量-反应根据疗程数量进行了量化。

抗生素疗程数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假设每个抗生素疗程仅在用药后1~5年内产生风险。考虑抗生素暴露后1年这一滞后时间，是为了限制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另外，还进行了将滞后时间延长至2年的敏感性分析。

3、炎症性肠病

丹麦国家患者登记簿包含自1995年以来丹麦所有住院、急诊和门诊就诊的数据，使用国际疾病分类第8版或第10版（ICD-8/10）代码，识别出了新诊断的炎症性肠病患者。这种方法经证明在识别炎症性肠病上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4、协变量

年龄和性别等人口统计变量是从丹麦民事登记系统中获取的，而且还收集了质子泵抑制剂（PPI）、抗病毒和抗真菌药物的使用，以便分析这些药物引起的潜在微生物组变化。除性别外，包括年龄在内的所有变量都作为时变变量包含在所有分析中。

5、统计分析

为了评估抗生素暴露与炎症性肠病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对年龄≥10岁的个体进行了纵向随访。根据抗生素暴露情况对随访时长和炎症性肠病病例数进行分类，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炎症性肠病病例数的对数线性回归，以随访时间的对数作为偏移量）估算发病率比（IRR）。在根据特定抗生素类别分析炎症性肠病风险时，模型还根据之前抗生素疗程的次数和时间进行了调整。

三、研究结果

研究队列中总共有5,551,441人（90.9%）接受了至少一个疗程的抗生素治疗。随访期间溃疡性结肠炎新增病例36,017例，克罗恩病新增病例16,01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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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从抗生素暴露后时长、抗生素类别、抗生素疗程数量方面分析发生炎症性肠病的风险

与未使用抗生素的个体相比，抗生素暴露在所有年龄组中都增加了炎症性肠病风险，且40~60岁和≥60岁的人群中风险最高。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均如此，不过克罗恩病风险略高。此外，在敏感性分析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结果。

在评估抗生素疗程数时发现，每个后续抗生素疗程都会增加炎症性肠病的额外风险，即正剂量反应关系。风险最高的是接受五个或更多抗生素疗程的个体，所有年龄组均如此。

按照抗生素类型来分析，结果显示呋喃妥因是唯一一类与炎症性肠病无关的抗生素。风险最高的抗生素类别是硝基咪唑类和氟喹诺酮类药物，它们通常用于靶向治疗胃肠道病原体。

四、总结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对抗生素在各个年龄段炎症性肠病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见解。结果表明，抗生素暴露与炎症性肠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尤其是在4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

这项研究的优势在于分析了超过600万人的丹麦全国人群数据，进行了19年的随访且几乎没有失访，确保研究结果具有足够的效力和高度的普遍性。

抗生素管理对于限制多重耐药以及降低炎症性肠病的风险很重要。为了加深我们对潜在病理生理学的理解，未来还应该研究因使用抗生素而导致的与炎症性肠病发展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群变化。

来源：梅斯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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