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研究于2021年正式启动。在胃癌治疗领域，众所周知，免疫联合化疗的研究先行者为2019年发布的KEYNOTE-062研究。该研究旨在探究帕博利珠单抗与化疗联合应用的疗效，遗憾的是，研究并未达成其预设的主要统计学假设。随后，在2020年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上，CheckMate-649研究的结果公布，显示化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的治疗方案实现了其主要统计学假设，揭示了该方案相较于单纯化疗在疗效上的显著优势。但是，该治疗方案在延长患者生存期方面的效果仍较为有限。

根据现行的治疗指南推荐，免疫联合化疗对于CPS评分较高的人群确实提供了明确的益处。然而，对于CPS评分较低的人群，其治疗收益并不突出。

而对于双特异性抗体，例如针对PD-L1与TGF-β的双特异性抗体，其中TGF-β的机制在于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我们希望探讨PD-L1与TGF-β这类双特异性抗体是否能够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在设计的初始阶段，我国尚未批准化疗联合PD-1单抗的适应证。在我们的初步研究中，包括对SHR-1701（PD-L1和TGF-β双特异性抗体）的研究，我们发现其潜在优于单独使用PD-L1单抗。同时，国际上的研究，如默克公司在胰腺癌及其他肿瘤类型中的初步探索，也展现了积极的协同治疗效应。

基于这些初步研究成果，我们决定开展一项Ⅲ期临床试验，目的是比较化疗联合SHR-1701与当时标准一线化疗在疗效上的差异。

本次ESMO年会中，我们公布了研究成果，观察到化疗结合SHR-1701的治疗方案相较于单独化疗，在提升患者生存率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优越性。具体而言，风险比（HR）约为0.6，明显优于我们之前采用的单纯化疗策略。

这项研究成果有潜力对现行的临床治疗模式产生影响，即在接受标准化疗的同时，加入SHR-1701可能会成为晚期一线治疗的新标准。但是，这种治疗模式的转变也伴随着一些新的挑战。

以往，一线治疗的标准疗法是单独使用化疗，但随着多项临床研究表明化疗联合PD-1或PD-L1单抗的有效性，治疗策略逐渐发生了改变。未来的研究工作将致力于区分双特异性抗体与单一PD-L1单抗在疗效上的差异，并确定哪些患者群体能从这类新型治疗中获益。每一项研究都有其局限性，仅能解答部分问题。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包括探索生物标志物和患者人群的选择等。

在此次ESMO年会上，由于时间限制，我们没有汇报展示所有研究发现，例如SHR-1701在减轻骨髓抑制方面的潜在保护作用。总结而言，我们的研究不仅为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后续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针对晚期胃癌的治疗，近年来，新型药物的出现，尤其是免疫治疗的引入，已经显著改变了晚期胃癌的临床实践，并为部分患者实现了治愈。然而，尽管这些进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尚不足以满足所有患者的治疗需求。

在胃癌的分子分型研究中，我们迫切需要明确哪些患者群体能够从特定治疗中获得明确益处，而不仅仅是基于统计学假设。作为一位医生，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如何将循证医学与精准医学相结合，以达到个体化治疗的目标。这一过程无疑是漫长且充满挑战的，我们正逐步将分子分型融入个体化的精准治疗中。

在免疫治疗领域，我们已经探讨了一些生物标志物，如MSI-H状态、EB病毒感染状态以及PD-1表达状态，这些生物标志物与免疫治疗疗效的相关性正在研究中。同时，对于不同分子分型的探索也在持续，比如HER2，KEYNOTE-811研究提示和曲妥珠单抗+化疗相比，帕博利珠单抗+曲妥珠单抗+化疗对HER2阳性且PD-L1 CPS≥1患者疗效更佳。

目前，针对HER2的ADC和双特异性抗体等新疗法正在研发中，我们团队也即将启动一项全球范围的双特异性抗体相关Ⅲ期研究。HER2 ADC方面，维迪西妥单抗将在临床实践中使用，目前已纳入医保。联合治疗策略也非常重要。

对于claudin18.2等靶点，单抗、双特异性抗体、ADC和CAR-T等多种疗法正在进行研究，覆盖晚期胃癌的Ⅰ线、Ⅱ线和Ⅲ线治疗，其中也有各种不同联合策略。我们正在进行晚期胃癌Ⅰ线治疗的国内多中心Ⅲ期注册研究，国际的ADC药物注册研究即将启动，CAR-T治疗的入组也已结束。

其他靶点，如FGFR2、c-MET等，以及其他探索中的靶点，如在免疫治疗失败后进行了CCR8单克隆抗体的研究，其在今年ASCO大会上展示了良好的疗效，探索都在持续进行中。

从临床实践的角度来看，作为医生，我们不断在改进治疗方案，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还有患者未能治愈，我们必须继续探索。除了新药研发，临床诊治策略的优化同样至关重要。不同的诊治策略能够显著改变患者的治疗结局。正如教育中的因材施教，我们需要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治疗计划。因此，推动胃癌诊治领域的进步，不仅需要新药的研发，还需要优化治疗策略和实现个体化的精准治疗。这些是我们应当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