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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肝癌90万例,中国占45.6%;死亡83万例,中国占47%。我国多数原发性肝癌患者在诊断时已失去了直接手术根治的机会。近年来,肝癌系统治疗及联合治疗的巨大进展、客观缓解率(ORR)的显著提升加速了肝癌转化治疗的探索与实践。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樊嘉院士领导下,在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转化治疗协作组周俭、陈敏山、蔡建强等专家共同参与下,《肝癌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1版)》(以下简称“共识”)应运而生,为中国的临床实践与未来探索提供了重要指引。靶向药物仍是肝癌治疗的基石。
【院士致词】
回顾肿瘤的发展过程中,以乳腺癌为首的综合治疗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其次是肺癌的综合治疗也是成功案例,再次证明肿瘤综合治疗的价值和意义。与其他肿瘤相比,肝内复发、肝外转移等这些特殊因素,导致肝癌的治疗面临极大的挑战,更加强调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要不断探索。
在这一背景下,共识的发布对规范和指导肝癌的治疗具有引领性作用,也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希望随着MDT模式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临床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为患者带来明显的生存获益,为提高我国肝癌诊疗水平贡献积极的力量,促进多学科诊疗建设,最终造福肝癌患者。
樊嘉院士:肝肠肿瘤疾病负担沉重,中国智慧引领靶向治疗再突破
恶性肿瘤已成为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纵观我国肝癌和肠癌的发病情况,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发病率明显较高,且近年来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呈“双升”态势。虽然外科手术是肿瘤治疗的首选方案,但单纯手术5年生存率较低,复发率较高,无发满足肿瘤患者长期生存的需求。近年来,系统治疗迅速崛起,靶向药物与外科治疗共同构成了综合治疗的临床新决策。
在新技术、新理念、新药物的推动之下,中国肝癌诊疗发展迅速,学术氛围也始终处在高度活跃的状态。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拜耳肿瘤在15年前将索拉非尼这一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引入中国,正式开启了中国肝癌靶向治疗时代,为肝癌系统治疗发展奠定基础。随后,瑞戈非尼等靶向药物陆续上市,不断丰富中晚期肝癌治疗选择。直至今日,多种新型靶向或免疫药物也都将索拉非尼或瑞戈非尼作为标准对照,足见其在肝癌系统治疗中的标杆地位。借此机会,也向拜耳肿瘤在华15年来为中国肝癌领域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和感谢,同样感谢拜耳为本次CCS肝癌靶向治疗专场提供的支持。希望各位专家能持续推动临床诊疗发展,造福患者。
当前,癌症已成为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发病率和死亡率呈“双升”态势。《“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对提高恶性肿瘤生存率的美好愿景,明确将防治癌症列为“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樊嘉院士在讲座中指出,完善防治体系、推进早诊早治工作、规范诊疗活动以及减轻患者负担是癌症防治的四大重点。
截至2020年,全国范围内已成立23个省级癌症中心,建成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管理流程。“7大平台体系”完整绘制全国癌症防治网络。在肝癌领域,“中国肝癌联盟”通过“医、教、研、筛、管、建”六大维度、“能力提升、规范评估”两大核心,在中国肝癌防治工作中扮演绝对领导者角色。
以肝癌早筛为例,从血清甲胎蛋白(AFP)、到miRNAs,再到ctDNA液体活检,我国癌症早期筛查技术攻关实现不断突破。在技术得到提高的同时,相关的指南及项目也陆续落地。癌症早诊率的提高,不仅降低治疗难度和费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
由于种族、环境等显著差异,西方国家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患者,因此打造中国特色的癌症诊疗规范、建立中国方案迫在眉睫。在肝癌领域,经过多次修订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版)》一经发布就广受国际关注。CNLC分期治疗、上海复旦标准、程氏分型、Six-and-Twelve模型以及shanghai评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肝癌治疗新理念在中国患者的诊疗中取得了闪亮的成绩。今年2月12日,由肝癌质量控制专委会与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主办的“肝癌病种质量管理提升项目”正式启动,为以上中国肝癌诊疗特色平稳落地保驾护航。
当前,国家采取综合医疗保障措施,从经济性及可及性两方面大幅降低我国癌症患者治疗负担,成果显著。
首先,目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下,党和政府给予高度关注。在最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提高医疗卫生的投入和加强肿瘤的防治工作,国家还制定了《健康中国2030纲要》。正是在这样强劲的东风鼓舞下,我们的抗肿瘤事业,包括创新药的研发、诊断治疗新技术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肿瘤高发和难治严重地威胁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了抗癌事业,民族医药企业积极响应。近年来,国家药监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发布新的法律法规和文件,极大地促进了创新药物的研发,对于治疗肝癌的研究给予了一路绿灯。创新是人类的灵魂,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国内医药企业从过去单纯做仿制药,到转变成“仿创结合”,而今天部分先进的医药企业已经以“创新为主”。
基础研究学者,包括药化、药理、药效和毒理专家,还有我们临床医师,都特别关注创新药,也在不断地学习提高和着力开展临床研究,所以形势大好,一系列的创新药脱颖而出。多纳非尼治疗肝癌研究获得成功后,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出上市申请,并且获得了正式受理,正在等待审批过程中。根据前期与药审中心的沟通,很可能被列入优先审评,希望能早日获批上市。但是还是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的先进药企相比,民族制药企业的创新还有一个过程,切不可盲目自大。欧美、日本甚至韩国的新药创新,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做的好,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当然,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去研发创新药物。新药研发上市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精诚合作,包括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严格要求但是敢于审批,需要医药企业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和经费,也需要有关的专家和学者投入精力,加强研究。未来,不能单纯地“仿”,而应该更多地去“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相信未来会越做越好,值得期待。
原发性肝癌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等特征,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已将防治癌症列为“强化覆盖全民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深耕中国国情、规范肝癌诊疗、推动全程管理、搭建中国肝癌治疗发展快车道已是大势所趋。今年是拜耳肿瘤在华15周年,从索拉非尼开始,拜耳肿瘤经过一步步的探索创新,在多个恶性肿瘤治疗领域,用专业和坚守迎来不断向前、向上的新时代。为患者带去生命的希望,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和践行的主题。未来,我们要持续探索、与时俱进,总结过去、继往开来,为健康中国的愿景贡献价值和力量!(本文由樊嘉院士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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