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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预嘱首次入法，临终抢救该由患者说了算

2022-07-05作者：医事法学法律

非原创生前预嘱利弊

【儒亮时评】这个问题，事关生死，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的。但这类问题必须要先明确清楚，否则，有失公允。比如，一方面，公民享受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生前预嘱，对这方面的事宜，考虑和享受，够不够？如果不够，甚至还没有，那么生前预嘱，仅是个人一念之差的想法，有失平等和公平，存在片面性。毕竟，很多人关于抢救不值得考虑，仅关注到自己够不够钱、会不会给子女添麻烦等。另一方面，死亡标准我国有三个、医疗费用支付各省标准不同、医院级别又不同，等等，这是临床现实写照。在这些都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导入生前预嘱，选择性问题，比如对象的选择性适用，等等，就可能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再随之，没有完备支持系统就推进生前预嘱，期望带来的利真不一定大于可能的弊。在这个方面，先一步，并不一定就可取。

来源：新京报时间：2022-07-04

文/罗志华(医生）编辑迟道华校对卢茜

据报道，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近日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深圳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该条新法规，对于不堪忍受过度抢救之苦的临终患者，是一大福音。人之将死，个人意愿既难以表达，更难得到尊重。尤其当各种导管插进患者身体后，患者说话交流的机会丧失，想表达想法几乎不可能，即使因过度抢救导致患者十分痛苦，也只能被动忍受，直到生命结束。

但有了生前预嘱则不同，临终抢救是否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患者均可事先自主做好安排。而且，这种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不必担心医生和家属会随意更改。长期困扰临终患者家属的一道难题，也有望从此得到化解。

尤其对于老年患者的子女及其他亲人而言，尽管患者已处于弥留之际，若不“尽力抢救”，对己怕留下遗憾，将来自责“是我害了老人”；对外则担心留下把柄，怕人说不孝、舍不得花钱。倘若老人有多个子女，主张“放弃抢救”的子女，还可能受到其他子女的指责。

在这些传统观念、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已经不可能逆转病情，仍然“不到最后决不放弃”，就成为普遍现象。在此过程中进行的过度用药、检查，甚至过度抢救等，不仅加重了自身经济负担，也给患者带去痛苦，对医疗资源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有了生前预嘱，相关决定来自患者本人，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家属便可以不再面临这种两难选择。同时也给医生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此前，民间也在大力推广生前预嘱，比如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业界就广为人知，其相关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

但这种民间倡导不具法律效力，一旦患者亲属对此有异议，医疗机构及医生就可能面临民事侵权索赔，或者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让医生不敢做决定。也因此，当患者生命垂危之际，医院仍秉着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对其进行无谓抢救的情况，并不罕见。

通过立法，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后，医生在法律框架下做出选择，将不再顾虑重重。

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制度层面推动传统观念转变的过程。有时候，不惜代价的抢救，并非是患者所乐见的，也不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好保护，更不应以此站在道德高地，评判患者子女及医院、医生的选择。

以此而论，深圳率先在全国建立“生前预嘱制度”，其在“临终决定权”上的观念引导和制度探索价值不应小觑。

建立生前预嘱制度，通过立法赋予患者临终抢救决定权，给患有医学上抢救治疗无望疾病的老人带来安宁，使他们的离世从“生死两相憾”变成“生死两相安”。

也要看到，生前预嘱的完善和普及，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前预嘱涉及诸多法律和医学专业概念，患者理解有难度，签署生前预嘱前，要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指导与服务。包括创伤性抢救是否值得实施、损害与收益如何评估等，也要完善操作规范，使之有章可循。

此外，生前预嘱入法，也要避免被恶意利用，比如临终抢救的医疗开支很大，要谨防健康商业保险夸大生前预嘱的作用等。

尽管生前预嘱首次入法，规则未必成熟，但深圳在此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探索，必然会日益累积经验，为我国普及生前预嘱开创一个科学模式，最终让每位患者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临终抢救方式，能够从容和有尊严地离世。

值班编辑康嘻嘻李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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