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我与中医药学的缘分要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七、八岁的时候患有慢性鼻炎，父亲常领着我去看中医、喝中药。大夫会给我开一些辛荑（木笔花）之类的药，可通达鼻窍。我看大夫写的方子字迹非常潇洒、漂亮，从此便对中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求学路

1949年，陈可冀考入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1954年毕业后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当内科助教。也正是在那一年的6月，毛泽东主席做出批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正式成立。并从各省抽调两名毕业三年以上的医生来研修中医。当时年仅25岁的陈可冀虽然毕业年限不够，但却在机缘巧合下补缺入选。谈起此事，陈可冀坦言：“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从一名西医大夫转而从事中西医结合、中医药领域的临床和研究工作。”

来到中医研究院后，陈可冀被分配到内外科研究所，并跟随有着“南冉北张”之称的冉雪峰教授一起负责高干外宾治疗室的工作。在此期间，陈可冀接触了很多病人，这对他学习中医药知识，培养临床诊疗技能起到了很大的指导、帮助作用。

“那时，我还会跟着老大夫一起出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次给郭沫若先生看病。郭沫若听力特别不好，戴耳机（助听器）都时常听不清，她的夫人于立群说有时听不清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一生气就要摔耳机。他由于经常参加宴会，宴食多致消化不好，我们给他开了一些药，像古方“神术散”之类，他服用后很快就好转了，非常高兴地跟我讲：“我哥哥也是中医！”现在看来，当年用中医药治疗他的病，他感觉很好。

上午门诊，下午就要听课。在中医研究院，陈可冀系统地学习了很多经典的中医药著作。他强调说：“学中医一定要学这些经典著作。不知道经典，就不知道中医用药的基本理念及原理。而经典医籍的代表著作就是指《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神农本草经》。其中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用药准则以及药剂配伍，形成一个流派叫经方派。经方派的方剂是要求所有中医都必须学习并能运用的。日本人很聪明，重点开发和临床应用的就是经方，称为“汉方”，并占据国际很高的中药产值。这四部经典也概括了中医的理论基础。有些医生没有学过这些经典著作，虽然也会开方治一些病，但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就算不上完整的中医医生。”

师生情

“老师们对我是很严的，但他们也很喜欢我。因为我有西医的基础，另外还对文史特别有兴趣，我就像大口袋一样的，什么都可以装进来。”陈可冀一生中曾按领导的安排，拜过三位老师。其中第二位，也是他跟随时间最长的一位就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教授。

岳美中与学生陈可冀（左二）、曹履朴（左三）、周霭祥探讨问题

1972年，岳美中上书卫生部和中央领导，倡议开办全国中医研究班获准，1976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1978年转为中医研究生班。

“如今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中医院校的院长都是从那个研究生班里出来的。”陈可冀说。1978，国家正式恢复高考，而在那年7月，岳美中在招考中医研究生复试中，因过度劳累，不幸患脑中风左半身偏瘫，卧床不起，直至1982年逝世。

提起恩师岳美中教授，陈可冀至今仍充满了敬仰之情：“他平常很少说话，总是低着头走路。但我的老伴陈维养教授说他是‘潜水卧龙’。他做人很低调，但所做的事情是很了不起的！”

岳美中赠陈可冀手迹

“他古诗文特别好。当时我们在门诊有空闲的时候，他就教我诗韵。后来我整理的《岳美中全集》中收录了他一生的著作，上册、中册是他医学临床经验方面的文章，下册都是他写的诗词。里面也有送给我的，比如这首“赠陈可冀”：

我本无才最爱才，

年来更复抱痴怀。

中医宝藏靠谁发，

愿与吾君好自开。

结硕果

早在1955年刚到北京时，陈可冀在参观故宫时偶然间发现在展柜上展览出了给雍正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人看病脉案和开的药方子。当时他感到眼前一亮，希望能够把这些脉案医方整理出来。而这个愿望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实现。

“1980年，我再次提出整理故宫博物院清代原始医药档案的想法，很快便获得了各级领导的批准。后来，国家批给我两万元研究经费，我全部拿来复印清代内廷原始医药档案。大概用了一年时间，先后整理了3万多件原始医药档案，于1981年出版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随后又出版了《清代宫廷医话》、《清宫医案研究》、《清宫配方集成》等6本著作。后者曾获得中国政府出版奖”

陈可冀主编《慈溪光绪医方选议》（1981年版）

陈可冀曾在“清代宫廷医药档案研究与开发”一文中总结道：

清宫内廷医疗经验特色在于：崇尚实效，辨证论治；法度谨严，广用经方；借重通腑，驱除积滞；征用温病时方，承先启后；废除金石丹药，侧重调补；重视家常防病，清气化湿；实践归经理论，引药丰富多彩；运用代茶饮法，调治兼顾。

近30余年来，陈可冀在对清宫医疗经验的医药档案继承整理基础上，进行了若干现代科学研究和开发，包括对清宫寿桃丸近期进行了对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及延缓衰老作用的多中心临床及实验研究，清宫八仙糕治疗老年人“脾虚”及改善小肠吸收功能的临床及实验研究，古方生脉散对心血管系统效应的临床研究，等等，让深藏内廷的医方还之于民。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课题组在继承传统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注重创新和发展，经过三代人、前后40余年的连续攻关，在血瘀证基础理论、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冠心病和介入治疗后再狭窄作用机制、血瘀证诊断和疗效判定标准及防治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药物研制开发等研究方面皆取得了突出成果，推动了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进程，带动了中医药学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发展。对此，陈可冀依然记得那时的很多细节：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病人的心脏就像安上图钉一样安装了40个支架，我觉得植入支架是技术进步，是有效的，但并不是治疗唯一的办法。从上个70年代开始，我们和阜外医院等十几家单位合作，开始对冠心病心绞痛等进行大协作多中心研究，并进行了一系列机理研究，还首先在国内开展了中医药电镜下抗血小板的研究、提高纤维蛋白溶解活性，以及降低纤维蛋白第13因子活性等的研究，等等，进行了大量的生化实验。我们提出来一个方子：丹参、川芎、红花、赤芍、降香等制成活血化瘀方剂。经临床及实验证明确有疗效，这是当年本领域首先运用循证医学评价的方法，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交叉对照试验后得出的临床结果。” 

2003年，《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传统中医药研究领域获得的历史最高奖项。

话未来

“最近，《中国科学报》、《科学通报》让我写一段话，谈一谈对当代科学研究的看法。其中有一段话我是这样写的：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都明确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进一步指出：‘支持中医药事业继承创新发展，鼓励中西医结合’，切中了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继承，继承是发展的基础；但只重视继承还远远不够，继承‘火’了，还得要‘活’起来，要进一步在继承的基础上注重创新，注重转化医学的实践，进一步创新安全有效药物和方法为“健康中国”服务，并相应阐明和发展原创性的中医药理念及效应机理，以贡献于全人类。”

对此，陈可冀进一步解释道：青蒿素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药成果，屠呦呦由于受到东晋药学家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要‘绞取汁，尽服之’的启发，改变了中药煎煮的传统方法，用低温乙醚提取青蒿素。这就是学习传统的经验，结合了现代科技创新的成就。

“其次，我认为必须要走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道路。因为很多疾病是结合现代医学诊断的。比方说高血压及糖尿病病人，其眼底视网膜是否有改变？等等的观察。中医与西医两门临床诊疗学问中，不仅可以求同结合，也可以求异结合，要强调优势互补，要敞开大门搞合作与创新。”

文中，陈可冀还写道：倡导多学科协调发展，传统与现代融合，中西医相结合，并欢迎多种现代科学技术的各种模式的结合，互参互补，为人民卫生事业做出崭新业绩和贡献。

在谈到对未来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发展时，陈可冀表示：“毛泽东说过：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我觉得这也许要一、二百年才能实现。但是我们还是要走这条路。中国的传统医学要继承、要发展、还要创新，要做好转化医学研究，服务临床。要有自信，中医也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融入国际社会才行。我希望未来是这样子的。”

“我已经88岁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最想回到的是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候的我年富力强，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如果回到那时候，我又可以学很多东西啦！”陈可冀说。

采写：《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 尹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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