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周敏

气道廓清术（ACT）在重症新冠病毒感染中的临床应用有待于深入研究。物理疗法方面，俯卧位振动带被用于危重新冠患者，但新冠急性期不推荐；全身振动疗法可缓解呼吸困难、改善生存质量、缩短ICU住院时间；主动呼吸循环技术可改善患者最大通气量、FEV1/FVC比值；机械性吸-呼气装置引流可利用较高呼气流速带来的剪切力使外周气道分泌物松动移动到大气道；肺内叩击通气与常规物理治疗联合改善氧合指数并降低肺炎发生率；高频胸壁振荡装置早期使用对肺功能和氧合有改善；新冠相关ARDS患者无创通气或早期气管插管存在争议。

ACT在管理COVID-19患者也存在局限性，ACT的有效性可能因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呼吸道并发症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而异；在资源匮乏的地区，ACT的可用性和可及性有限。

报告者：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潘频华

实施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剥夺了其主动收缩能力，将发生呼吸机相关膈肌功能障碍（VIDD）。

监测和控制呼吸肌努力是实施肺和膈肌保护机械通气的主要挑战。量化整体呼吸肌力的金标准是食管压力-时间乘积（PTP），膈肌肌力可通过吸气相跨膈压PTP来评估。膈肌电活动（EAdi）能精确代表呼吸驱动；食管压（Pes）或EAdi可补充分析呼吸机波形；超声可用于观察和量化并置区吸气期间膈肌的增厚。

在肺保护通气策略中需关注膈肌功能状态，可通过滴定呼吸驱动来维持或恢复机械通气期间的膈肌活动。

实施肺和横膈保护性通气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有效避免通气不足和过度努力的情况，以实现最佳的通气效果，减少肺损伤的发生。

报告者：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徐智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一旦进入失控性炎症反应阶段，炎症反应极难控制，患者死亡率高。及时预警可望降低ARDS发生率和死亡率。

ARDS预警的研究包括血清标志物、影像学、呼出气检测、临床评分、大数据分析、基因背景等多个方面。血清标志物检测方法简单快速，但敏感性特异性不高。肺部影像分析结果客观，但定量评估困难。大数据分析可提高预警模型的精确性和普适性，但操作复杂。

基因背景预警可反映患者个体差异和易感性，但检测方法复杂。未来还需建立高特异性、高敏感度的ARDS预警模型，切实指导ARDS临床防治。

报告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周庆涛

明确脓毒症的亚型对于进行研究、治疗和判断预后都有重要意义。

“休克前”状态是新提出的脓毒症临床状态。我科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休克前状态对脓毒症患者近、远期预后的影响。纳入我院收治且完成1年随访的脓毒症患者303例，其中75.2%的患者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28天、90天、180天和1年死亡率休克前状态组（31.2%、44.1%、46.2%和49.5%）显著高于脓毒症组（18.5%、32.6%、34.1%和37.8%），显著低于脓毒性休克组（53.3%、61.3%、66.7%和72.0%）（以上结果尚未发表）。

脓毒症休克前状态患者的近、远期死亡率与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均存在显著差异。严重程度分级的更新对于评估患者预后可能具有潜在价值。

报告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晓青

脓毒性休克是由脓毒症所引起的休克，病理生理特点为前后负荷下降引起有效循环血量下降。液体复苏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机体氧供和组织灌注，恢复器官功能。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证据显示自由液体管理策略可能因液体超负荷导致器官功能损伤，与病死率相关。有学者提出了限制的液体复苏策略，FACTT、CLASSIC等研究均提示实施限制性液体复苏可能更佳。液体复苏策略是复杂的临床问题。容量反应性是液体复苏的基础，但液体负荷反而会令患者组织灌注恶化。制定精准的个体液体管理策略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向。

报告者：中日友好医院 翟振国

以肺血栓栓塞症（PTE）为主要临床类型的肺栓塞具有很高的致死性，为了能及时对急性危重症PTE患者制定最佳的救治策略，最早在2012年马萨诸塞州总医院首次提出了肺栓塞快速反应团队（PERT）的概念，也就是通常提到的肺栓塞多学科救治团队，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团队组成，包括急诊科、心脏科、呼吸科、放射（介入）科、胸心外科、血管外科等。根据每家医院的具体情况，不同学科专家占比不同。引入PERT有助于缩短PTE患者的ICU住院时间，增加ECMO和导管介入治疗等前沿治疗的应用，降低PTE患者病死率，减少住院时长。对于我国而言，后续基于信息化技术改进的PERT方案能否更好地推动PERT实际应用，提高救治效率、改善患者的预后仍需进一步高质量研究验证。

报告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田欣伦

近年来，囊性纤维化（CF）在中国逐步被认识，然而，由于对疾病认识不足以及汗液测定等诊断方法尚未普及，CF诊治缺乏规范化的推荐意见。2023年4月，《囊性纤维化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以下简称《共识》）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上正式发布。《共识》对中国CF的患病情况做出了预测，中国CF基因携带频率为1/167~1/190之间，患病率约为12万分之一，因此估计中国有超过2万名CF患者。《共识》指出，汗液氯离子检测是CF临床诊断的金标准。CFTR的双等位基因致病变异是CF的确诊依据，在中国等CF相对罕见的国家，基因检测可以帮助实现CF的早期诊断，减少不良预后。同时，明确患者基因型有利于针对特定变异实施靶向治疗。CF患者自确诊起需终身治疗，《共识》推荐对CF患者采取多学科团队的综合治疗，并对患者管理和随诊提出了具体建议。

报告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盖晓燕

结核后肺疾病，是指肺结核病“治愈”后遗留的慢性肺部病变——肺部影像学改变，伴或不伴呼吸道症状。与既往未患结核病的患者相比，成年结核患者在结核治愈后出现持续肺功能异常的概率高出2~4倍。抗结核治疗后随访3年期间的肺功能有异质性，多数患者FEV1和FVC无明显变化；然而，部分患者在结核治愈后1年仍会有FEV1和FVC继续下降；BMI较高的患者在随访3年时与抗结核治疗刚结束时的肺功能相比可有明显改善。我国是结核大国，需要更多关注结核后肺疾病的疾病负担，进一步研究肺功能特征及变化趋势。对于结核相关慢阻肺的治疗方案，如是否适合吸入支气管舒张剂，是否可吸入激素治疗，均需要通过开展前瞻性、大样本研究，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改善肺功能。

报告者：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罗远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与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共存定义为重叠综合征（OVS）。COPD的发生主要由长期吸烟或者长期吸入化学物质所致，以气流受限为特征，伴全身肌肉功能下降、萎缩。OSA发生与肥胖、上气道结构异常导致气道狭窄有关。OSA和COPD均可单独导致缺氧，但OSA和COPD同时存在时，重叠综合征患者的缺氧并不一定比COPD严重。OSA特别是重叠综合征的治疗须个体化。例如，重度OSA合并轻度COPD，治疗主要针对OSA。重度COPD合并轻度OSA时，治疗则主要针对COPD。肥胖是OSA发病的重要因素，减肥是治疗OSA的重要方面，正常体重的OSA患者减重也可降低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由于重度COPD患者常伴随消瘦，进一步影响病情及预后，对于体重正常患者，不能为进一步降低AHI而减重。OVS可选择CPAP治疗，但由于COPD患者肺弹性下降，呼气受限，普遍难以接受CPAP，可考虑选用BiPAP。

报告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时国朝

虽然大多数COVID-19患者能彻底痊愈，但有些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中长期症状。WHO牵头制定了成人COVID-19后综合征共识定义：COVID-19后综合征发生于可能或确诊的SARS-CoV-2感染个体，通常于起病后3月内，症状至少持续2个月，不能用其他诊断解释。常见症状包括但不限于疲乏、气短和认知功能失调，可能在COVID-19急性期恢复后新发，或者是初始症状的持续，这些症状可能随着时间波动或复发。多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吸烟与COVID-19后综合征显著相关。COVID后综合征对戒烟工作存在双相作用。一项土耳其研究提示COVID-19流行可促进戒烟行为。但COVID-19疫情也可能触发很多吸烟者的戒烟行为，导致某些人吸烟更多或复吸。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吸烟与COVID-19后综合征的关系，探索吸烟与COVID-19后综合征相关性的潜在机制，如何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开展有效的戒烟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