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C长期被认为是“高度敏感、快速复发、后线乏药”的典型肿瘤。随着DeLLphi-304和TAISHAN-302两项随机Ⅲ期研究相继取得总生存（OS）获益，DLL3靶向T细胞衔接器与B7-H3 ADC两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同时跨过关键Ⅲ期门槛。这不仅意味着复发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迎来实质性改变，更可能推动治疗逻辑从“按线数换药”走向“按靶点、机制、序贯和疾病阶段重构全程治疗”。

SCLC可能是肺癌领域最能体现“治疗困境”与“治疗突破”反差的疾病之一。它对初始化疗高度敏感，却又极易复发；具有极快的生长速度和较强的早期转移倾向，但长期以来，复发后的治疗选择始终有限。即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经改变广泛期SCLC一线治疗，真正进入二线后，患者长期生存改善仍然十分有限。

过去相当长时间内，拓扑替康、铂类再挑战以及若干单药化疗构成复发SCLC治疗的主体。临床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再多一种可以使用的药”，而是能够在随机Ⅲ期研究中证明OS改善、并足以推动临床决策改变的新机制。最近两年，这个局面开始发生根本变化。

202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DeLLphi-304研究。该研究纳入509例含铂治疗后进展的SCLC患者，比较DLL3/CD3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塔拉妥单抗（tarlatamab）与标准化疗。塔拉妥单抗组中位OS期为13.6个月，对照组为8.3个月，死亡风险降低40%（HR 0.60，P<0.001）；同时≥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化疗组（54%对 80%）。这使DLL3靶向T细胞重定向治疗第一次在随机Ⅲ期研究中完成了从“高缓解率新药”到“明确生存获益新标准候选”的跨越。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肺癌中心深度参与DeLLphi-304研究。据中心研究团队统计，本中心在该研究全球多中心入组中位居首位，并以重要研究贡献参与NEJM论文发表，研究者列第二作者。对于区域肺癌中心而言，其意义并不仅仅是“参加了一项国际试验”，而是进入了全球SCLC创新药临床证据生成的核心链条。

2026年9月，在首尔举行的世界肺癌大会（WCLC）主席论坛上，TAISHAN-302研究公布阳性结果，并与NEJM同步发表。该研究比较B7-H3 ADC tambotatug pelitecan（Tam-Peli，YL201）与拓扑替康治疗复发SCLC。公开结果显示，Tam-Peli组中位OS期为13.3个月，对照组为9.4个月，死亡风险降低54%（HR 0.46，P<0.0001）；中位PFS期为7.4个月对2.8个月（HR 0.29），客观缓解率（ORR）为59.1%对9.7%。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肺癌中心同样参与该关键Ⅲ期研究，研究者作为NEJM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之一参与成果发表。短时间内，同一中心连续深度参与DLL3 T-cell engager与B7-H3 ADC两条突破性技术路线，也使我们能够从临床研究参与者的角度，更直接地观察SCLC治疗范式正在发生的变化。

判断一种新药是不是“突破”，不能只看ORR，也不能只看P值，而要回答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它是否真正改变患者的生存，并有可能改变临床决策。DeLLphi-304最重要的价值，是把塔拉妥单抗从早期研究中的高缓解率信号推进到随机Ⅲ期OS获益层面；TAISHAN-302的重要性，则在于把B7-H3 ADC从令人兴奋的早期活性推进到显著OS、PFS和缓解率优势。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种治疗背后的生物学完全不同。DLL3/CD3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的核心，是把患者自身T细胞重新引向肿瘤细胞，建立免疫突触并完成杀伤；B7-H3 ADC则通过肿瘤表面抗原识别，将高效细胞毒载荷精准递送至肿瘤细胞及其微环境。一个重构免疫，一个重构药物递送。两者同时取得Ⅲ期成功，说明SCLC正在真正告别“只能换化疗”的时代。

面对两项研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未来二线应该优先选择塔拉妥单抗，还是B7-H3 ADC？但现阶段不能把两项独立研究的OS、PFS和ORR直接横向比较，更不能据此宣布某一种治疗“更强”。两项研究并非头对头试验，其患者构成、既往PD-(L)1治疗比例、铂敏感状态、对照方案、地域和后续治疗均可能不同。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两种机制未来如何形成患者分层。塔拉妥单抗具有鲜明的免疫学机制，同时需要成熟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神经毒性监测体系；B7-H3 ADC则更接近临床医生熟悉的静脉药物治疗逻辑，但需要关注骨髓抑制、肺毒性及与Topo-I载荷相关的安全性。未来疾病进展速度、肿瘤负荷、脑转移、骨髓储备、既往治疗、医疗机构管理能力以及潜在生物标志物，都可能参与治疗选择。

因此，DLL3和B7-H3更可能成为两块互补的治疗基石，而不是一场只能留下一个赢家的竞争。

当两种有效新机制同时出现以后，SCLC马上会面对非小细胞肺癌、乳腺癌和血液肿瘤已经熟悉的问题——序贯。DLL3 T-cell engager失败后，B7-H3 ADC是否仍然有效？反过来，ADC耐药后T-cell engager能否重新调动免疫？不同治疗顺序是否会改变抗原表达、肿瘤微环境和后续敏感性？

从机制上看，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完全交叉耐药。DLL3 T-cell engager依赖抗原表达、T细胞接触和免疫突触形成；B7-H3 ADC更依赖抗原介导内吞、连接子裂解、Topo-I载荷释放以及旁观者效应。未来治疗路径完全可能由“二线A、三线化疗”演变成“DLL3→B7-H3 ADC”或“B7-H3 ADC→DLL3”，甚至在特定患者中探索联合。

这意味着大型肺癌中心未来的竞争力，也不能只体现为“有没有一种新药”，而应该体现在能否同时覆盖不同靶点、不同机制的新药研究，能否积累跨机制序贯经验，并最终形成真正基于患者特征的全程治疗能力。

几乎所有肿瘤新药开发都遵循一个规律：如果在后线足够有效，就会不断向更早线前移。SCLC也不会例外。DLL3靶向治疗已经开始向广泛期SCLC初始治疗后的维持阶段推进，而B7-H3 ADC向一线前移也已经进入临床开发。

未来一线治疗真正值得回答的，不是简单“能不能再加一个药”，而是“在什么时候加入，最能改变长期结局”。SCLC最大的特点不是初始化疗缓解率低，而是即便肿瘤快速缩小，耐药克隆仍然会迅速重新生长。因此，一线治疗下一阶段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不再是“让肿瘤再缩小一点”，而是“如何清除化疗后残存、最终导致复发的耐药细胞群”。

由此可能产生三类策略：第一，从诱导期直接加入新机制形成强化治疗；第二，在完成化疗后进入新机制维持，以清除残余克隆；第三，通过ctDNA、影像学残留、分子亚型或动态疗效指标识别高复发风险人群，只对最需要的人群强化治疗。相比所有患者无差别叠加更多药物，后两种策略可能更符合精准治疗的方向。

局限期SCLC长期以来最坚固的治疗框架，是同步含铂化疗联合胸部放疗。近年来免疫巩固治疗已经证明，在完成局部根治性治疗以后，进一步清除全身微小残留病灶可以改变长期生存。这一理念的真正价值，是把局限期SCLC的研究重点从“局部控制”推向“如何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

因此，DLL3和B7-H3未来完全可能进入局限期研究，但这里必须比广泛期更加谨慎。局限期患者目标是治愈，对长期安全性的要求远高于复发阶段。ADC与既往胸部放疗后的肺损伤是否叠加？T-cell engager与免疫治疗联合后是否增加严重免疫毒性？哪些患者已经被放化疗和免疫巩固充分治愈、并不需要额外治疗？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严格随机研究回答。

笔者更看好“风险适应性强化”而不是简单的全人群强化：在同步放化疗后，通过ctDNA、影像学残留、分子亚型或其他微小残留病灶指标筛选高复发风险患者，再决定是否进入DLL3、B7-H3或其他新机制强化。真正的精准治疗，不是给所有患者更多药，而是把更强的治疗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今天我们拥有DLL3和B7-H3两个令人兴奋的靶点，但SCLC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治疗仍差重要一步——患者选择。未来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患者是SCLC，所以可以选DLL3或B7-H3”，而应该回答：“为什么这个患者此时此刻更适合DLL3，而不是B7-H3？”以及“为什么这个患者应该先DLL3后ADC，而另一个患者应该反过来？”

未来的标志物很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IHC百分比，而是肿瘤抗原表达、分子亚型、免疫微环境、ctDNA、耐药机制以及空间异质性的综合判断。随着治疗推进，肿瘤抗原谱和微环境可能动态变化，因此SCLC未来也可能需要在不同治疗节点重新进行生物学评估，而不是依赖初诊时的一张病理报告完成全程决策。

SCLC天然具有高度脑转移倾向。无论DLL3 T-cell engager还是B7-H3 ADC，未来能否真正占据治疗核心位置，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能不能持续控制颅内疾病？一个系统治疗如果只能控制颅外疾病，而不能有效处理颅内微转移，其长期OS获益必然受到限制。

未来研究需要更加系统地报告活动性脑转移患者的颅内ORR、缓解持续时间、颅内PFS以及新发脑转移时间。随着新药全身控制能力不断增强，“谁能够更好控制中枢神经系统”很可能成为SCLC治疗下一阶段真正决定临床地位的关键指标之一。

过去，我们习惯用一线、二线、三线描述SCLC治疗。但随着DLL3、B7-H3、免疫治疗以及更多新靶点逐渐进入临床，单纯按治疗线数划分疾病会越来越不够。未来医生真正需要思考的可能是：患者此前接受过什么机制？肿瘤还保留哪些可利用抗原？免疫系统是否仍可被重新激活？患者骨髓和肺功能能否耐受ADC？是否存在脑转移？上一次治疗为什么失败？下一步应该选择同靶点不同机制，还是不同靶点不同机制？

治疗目标也将从过去的“复发以后还能做什么”，转变为“如何从初诊开始设计一条最优全程治疗路径，让每一种有效机制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这可能才是两项二线Ⅲ期突破最重要的外溢价值。

DeLLphi-304和TAISHAN-302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分别产生了漂亮的HR，而是共同证明了一件事：小细胞肺癌并非不可靶向。DLL3告诉我们，可以重新把T细胞引向SCLC；B7-H3告诉我们，可以把高效细胞毒载荷精准递送至SCLC。更早期疾病中的免疫强化又进一步提示，后线取得成功的新机制，有可能不断向一线甚至局限期前移。

因此，未来五年SCLC最大的变化，可能不是简单增加三种或五种新药，而是整个治疗哲学发生改变：从依赖化疗走向多机制协同，从统一治疗走向生物学分层，从复发后补救走向全程治疗设计，从“能不能延长生存”进一步走向“哪些患者能够获得长期疾病控制，甚至提高治愈机会”。

作为DeLLphi-304和TAISHAN-302两项关键Ⅲ期研究的参与中心，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肺癌中心近年来持续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和创新药物开发。从DLL3 T-cell engager到B7-H3 ADC，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项大型Ⅲ期研究的成功，更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小细胞肺癌治疗范式重构。

对于区域肺癌中心而言，真正的价值也不应只是把国际最新治疗“引进来”，而应进一步参与证据产生、参与新药验证、参与治疗策略定义，并最终让中国患者更早获得全球最前沿的治疗机会。当越来越多中国中心、中国研究者和中国创新药真正进入改变全球临床实践的研究中，我们也正在从新药时代的“跟随者”，逐步成为临床证据的“贡献者”，甚至在部分领域成为治疗变革的“推动者”。

 孙龙华 教授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执行主任  肺癌中心执行主任

•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 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后导师

•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分会常委

•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 江西省呼吸质控中心主任

• 江西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副主委

• 江西省医师协会呼吸病学副主委（主持工作）

• 江西省整合医学会肺癌分会主任委员

• 江西省整合医学会小细胞肺癌分会主任委员 

• 江西省整合医学会肿瘤免疫分会常委 

• 江西省研究型呼吸青委会副主委

• 2016年“江西省最美健康卫士”

• 2017年“南昌市五四青年奖章”

•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项，以第一作者或共同一作发表NEJM、Lancet、           JAMA Surgery、JTO、NC等杂志20余篇；作为全国Leading PI主持1项GCP项目，分中心PI主持100余项GCP项目。

中国医学论坛报社 胡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