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的治疗，可谓是与时间赛跑。目前针对AIS的两大治疗方法——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指南推荐的时间窗分别为4.5小时和6小时。有研究表明，由于发生院前延误使得能够接受再通治疗的患者比例仅为10%-2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AIS患者的院前延误发生率是非常高的，轻可导致残疾，重可危及生命。近日，有研究者在J Am Heart Assoc上发文，旨在探讨可改变的院前延误因素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期望优化AIS患者的再通时间流程，为患者在治疗上争取黄金时间。

该研究为一项来自瑞士的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连续纳入了自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且年龄大于等于18岁的卒中患者。排除标准为：

1）48小时内DWI序列上未见梗死；

2）除急性缺血性脑梗死以外的具有急性、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表现，但在DWI上未见显影的疾病（如TIA）；

3）在院前阶段无能力也无家属能够回答本研究的结构化问卷。

该研究最终纳入了336例符合上述入组条件的卒中患者。患者的平均年龄为74岁，男性患者占60%，下表展现了全部患者的基线资料情况。

由上表可知，发病前有314例患者（95%）生活能够自理（mRS 0~2）。在336例患者中，有196例患者(58%)在发病后4.5小时内到达。平均院前延迟（从卒中发作到到达卒中中心）为3.1小时。卒中发生时患者与卒中中心距离的中位数为8.4公里。按院前延迟时间分组，卒中后超出4.5小时到达卒中中心的患者更有可能独居[44%对32%;NIHSS 2 （IQR, 1~4）对3（IQR, 1~6）;P< 0.001]，且这部分患者接受再通治疗的比例也更低（2%对40%；P<0.001）。

此外，仅有29%的患者（97/336）是由其家庭医生首先为其寻求帮助的。这其中，仅有39%（38/97）的患者在随后通过急诊转运送至医院，而在其余情况中该比例占到了71%（170/239）（P<0.001）。对于院前接受家庭医生面诊的患者中，接受再通治疗的比例与未接受面诊的患者相比，降低了3倍（9%对27%; P=0.008)（下表）。

此外我们还能看出，62%（208/336）的患者缺乏对卒中症状的认知，也就是说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出现的症状（如突发意识不清、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是卒中的症状。而其中，院前延误时间更久的患者（＞4.5h）中对卒中症状缺乏认知的比例更高(79%对49%；P<0.001)。

由上表可看出，院前接受家庭医生面访的患者对卒中症状缺乏认知的比例更高（78%对59%;P = 0.02）。

上表按是否意识到卒中症状划分研究人群。由此表可看出，有既往脑梗死病史并不会增强患者对于卒中症状的认知。

在随后的多元回归分析中（上表），研究者们发现，院前家庭医生面访与院前延误有着较高的危险相关性(调整后的OR值：4.19; 95%CI 1.85~9.46)；对卒中症状缺乏认知与院前延误也有较高的危险相关性(校正后的OR值：4.14；95% CI 2.36~7.24;P < 0.001)；而经急诊转运送至卒中中心与院前延误有保护相关性（校正后的OR值：0.41；95%CI 0.24~0.71;P=0.001)；既往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或高脂血病史的患者院前延误概率增加了近4倍(校正后的OR值：3.75；95% CI 1.13~12.45；P=0.05)。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像瑞士这种有着良好紧急医疗服务系统的发达国家，仍然有将近一半发生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会出现院前延误，致使发病-就诊时间超出4.5小时。其中，与院前延误相关的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主要有：1）院前寻找家庭医生；2）对卒中症状缺乏认知；3）采用除急诊120外其他的方式达到医院。

无法改变的危险因素包括独居、较低的NIHSS评分和较低的年龄。因此，本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我们应该开展更多关于脑卒中的宣传运动，其面向群体应更针对家庭医生和与脑卒中相关的工作人员，而非普通大众，从而更大程度地缩短院前延误时间。此外，对于出现卒中症状的患者，相关在场人员应立即拨打急诊120进行转运。

附：该研究所使用的院前延误调查问卷

来源：卒中e学堂（王露苓）

转载已获授权，其他账号转载请联系原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