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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愿同行| 点亮希望之光,免疫联合治疗在肝癌患者中实现降期

2021-11-02作者:金金资讯
消化系统肿瘤非原创



中国是肝癌高发国家,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5年恶性肿瘤数据显示,肝癌新发病例37万,位居第四,死亡病例高达32.6万,位居第二。中国肝癌患者分期较晚,且多伴有肝脏基础疾病,预后较差,传统的手术、局部治疗等方法效果并不好,靶向治疗的进展也止步不前,免疫治疗成为了肝癌患者的新希望。由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创新PD-1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百泽安®)在肝癌领域展现强劲抗肿瘤效应,目前已经在二线肝细胞癌(HCC)Ⅱ期临床研究中获得喜人成绩,并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附条件批准用于治疗至少经过一种全身治疗的HCC患者。此外,替雷利珠单抗单药及联合靶向药物的一线治疗HCC的研究也正在积极开展中,期待能够为更多肝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本期分享1例BCLC分期C期无法手术HCC患者的治疗经历,该患者从替雷利珠单抗联合方案中显著获益。(点评专家:盛教授;分享专家:周波教授)



微信图片_20211018143533.jpg               

周 波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

副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博士

擅长:肝脏肿瘤和胰腺肿瘤的微创治疗,对肝胆胰外科疾病如肝脏肿瘤、肝内外胆管结石、肝内外胆管肿瘤和胰腺肿瘤、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症、脾脏疾病、肝门部胆管癌的诊断和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科研教学: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和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等工作,在SCI收录杂志和国内一类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基本情况

一般资料:患者男性,47岁。

主诉:右上腹间歇性疼痛2个月。

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无特殊。

ECOG PS评分:1分。

查体:无明显阳性体征。

实验室检查(2020年6月):白细胞计数4.5×109/L,血红蛋白157 g/L,红细胞4.9×1012/L,血小板计数10×109/L,总胆红素 30.6 μmol/L,谷丙转氨酶46 U/L,谷草转氨酶44 U/L,AFP 132.1 ng/mL。

肝脏增强MRI(2020年6月18日):右肝叶巨大肿块,最大截面约93×76 mm,伴门脉右支癌栓形成;肝硬化,脾大,少量腹腔积液(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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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0-06-18肝脏增强MRI

全腹增强CT(2020年6月19日):肝右叶肝癌,肿瘤累及右侧膈肌伴少量肝周积液,门脉右支及远端分支广泛癌栓(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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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0-06-19全腹增强CT

诊断:肝细胞肝癌(BCLC分期C期,Child-Pugh分级A级),门静脉癌栓(PVTT)分型(MVI情况)Ⅱ型。




诊治经过


1
第一阶段治疗:局部治疗+系统治疗





治疗方案:经患者充分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于2020年6月19日予以1次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同时应用“替雷利珠单抗200mg ivgtt q3w + 仑伐替尼8mg po qd”治疗,共6周期。

影像学及疗效评价:患者先后于2、4周期后进行随访检查(图3),AFP分别为24.6 ng/mL、13.64 ng/mL,病灶大小分别为76×53 mm、74×51 mm,疗效评价达为持续部分缓解(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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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治疗期间肝脏病灶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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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患者AFP水平变化

2
第二阶段治疗:肝移植治疗





2020年10月入院接受肝移植,肝移植后患者出现了AFP短暂升高,未接受特殊治疗,逐渐降至正常。




病例总结


本例患者为中年男性,因“右上腹间歇性疼痛2个月”就诊。结合症状、既往史和影像学,明确为HCC(BCLC分期C期,Child-Pugh分级A级),伴有Ⅱ型PVTT。经过临床综合考量后,予以患者放疗联合6周期系统治疗后,病灶持续缩小,疗效评估持续PR,达到肝移植标准,并进行肝移植手术。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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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盛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肝移植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擅长:各类肝胆胰肿瘤及其他疾病的外科手术治疗;擅长微创外科,熟练掌握腹腔镜肝脏、胰腺手术及脾切断流等高难度腔镜手术;擅长动脉、胆道的显微外科重建与修复;开展临床同种异体胰岛移植及自体胰岛移植项目。

199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七年制临床医学系,获得外科硕士学位;2001-2004年留学德国汉诺威医学院,主攻腹部外科及器官移植学,并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2007年于浙江大学获得外科学博士学位;2007年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主要研究胰腺及胰岛移植;并作为中国-加拿大Albert合作项目访问学者,在加拿大Edmonton研习胰岛移植技术,同年在浙江大学建立胰岛分离实验室。长期从事肝胆胰外科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先进的外科治疗理念及手术技巧。


HCC是中国高发肿瘤,发病率位于所有恶性肿瘤第4位,死亡率高居第2位[1]。肝癌的外科治疗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最重要的手段,主要包括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研究显示,我国初诊肝癌患者大部分是BCLC C期(55%),约30%BCLC C期患者会接受手术治疗,更多的患者因肿瘤巨大、肿瘤多发和剩余肝体积不足而无法行根治切除[2]。对于不可切除肝癌,《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指出,术前 TACE、外放射等治疗可能促进肿瘤期从而使部分患者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期后切除的肝癌患者可能获得较好的长期生存效果[3]。肝癌的降/转化治疗已逐步被认可并成为不可切除肝癌的重要治疗目标,但是目前仍需要更多高级别的临床证据,以期形成规范化的实施标准。

近年来,免疫联合靶向治疗成为肝癌领域的研究热点,大型随机对照研究(IMbrave150研究)证实PD-1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能够显著延长晚期HCC患者生存,并成为国内外指南中晚期肝癌一线治疗的推荐方案[4]。从机制角度来看,抗血管生成治疗可以改善肿瘤的微环境,增强PD-1/PD-L1抑制剂抗肿瘤的敏感性,继而发挥得协同抗肿瘤效果[5]。此后,多项真实世界研究再次证实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药物在HCC患者中的高有效率(ORR),为肝癌转化治疗带来希望。一项PD-1抑制剂联合TKI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经过转化治疗后,18.3%的不可手术或晚期HCC患者转化为可切除HCC[6]

替雷利珠单抗是一款人源化IgG4抗PD-1单克隆抗体,通过改造Fc段,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巨噬细胞表面Fcγ受体结合的能力,从而消除了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吞噬作用(ADCP),保护T细胞的功能活性,理论上可增强免疫治疗的有效性[7]。此外,替雷利珠单抗的Fab段与PD-1的结合面与PD-1/PD-L1结合面重叠高达82%,能更大程度阻断PD-1与PD-L1的结合,发挥强大的抑制作用[8]。替雷利珠单抗在肝癌等巨噬细胞数量较多的肿瘤中,具有更出色的T细胞激活效应[9]

替雷利珠单抗在肝癌中的抗肿瘤效果在多项临床研究中得到验证。在RATIONALE 001研究中,替雷利珠单抗单药二线治疗晚期肝癌患者的ORR高达18.8%,DCR高达56.3%[10]。继RATIONALE 001肝癌队列的出色数据,另一项全球多中心Ⅱ期RATIONALE 208研究继续探索替雷利珠单抗在至少经过一种全身治疗的HCC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显示,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达2.7个月,中位总生存期(mOS)为13.2个月,近80%客观缓解患者能够持续病情缓解超过一年[11]。基于RATIONALE 208研究的结果,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附条件批准替雷利珠单抗用于治疗至少经过一种全身治疗的HCC患者。替雷利珠单抗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晚期HCC的全球Ⅲ期临床研究RATIONALE 301已完成入组,期待能够为替雷利珠单抗在肝癌领域的应用再添证据。

该例患者初诊时为BCLC分期C期HCC,肿瘤较大,且伴有Ⅱ型PVTT,不适宜接受切除手术治疗。经患者充分知情同意后,给予患者局部与系统治疗联合的转化期治疗方案,肿瘤得以控制,获得PR疗效,其后成功接受肝移植手术,获得了良好生存获益,提示PVTT不能手术的肝癌患者予以免疫+靶向+放疗,具有快速杀灭肿瘤活性细胞的可能。

该例患者的治疗经过提示免疫联合治疗方案在晚期肝癌伴PVTT转化治疗中安全有效,可以快速有效缩瘤,并持续降低AFP水平,可作为不可切除晚期肝癌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之一,是未来肝癌免疫治疗的探索新方向。替雷利珠单抗联合仑伐替尼一线治疗晚期HCC的Ⅱ期临床研究以及联合Sitravatinib治疗肝癌及胃癌/胃食道交界处癌中的I/Ⅱ期研究也正在开展中,期待会为替雷利珠单抗联合靶向治疗提供更多思路。


参考文献

[1] Zhou M, Wang H, Zeng X, et al. Mortality, morbidity, and risk factors in China and its provinces, 199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Lancet, 2019, 394(10204): 1145-1158.

[2] Park JW, Chen M, Colombo M, et al. Global pattern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anagement from diagnosis to death: the BRIDGE Study. Liver Int. 2015, 35(9):2155-66.

[3]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版)

[4] Palle PR, Finn RS, Qin S, et al.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with atezolizumab plus bevacizumab versus sorafenib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Mbrave150): an open-label, randomised, phase 3 trial. Lancet Oncol. 2021, 22(7):991-1001.

[5] Zongyi Y, Xiaowu L. Immunotherapy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ncer Lett. 2020, 1;470:8-17.

[6] 2020 ASCO, Abstract e16690.

[7] Arlauckas SP, et al. In vivo imaging reveals a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mediated resistance pathway in anti-PD-1 therapy. Sci Transl Med. 2017, 9(389): 3604.

[8] Yingcai Feng, Yuan Hong, et al. The molecular binding mechanism of tislelizumab, an investigational anti-PD-1 antibody, is differentiated from pembrolizumab and nivolumab.

[9] Zhang T, et al. The binding of an anti-PD-1 antibody to FcγRΙ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its biological functions.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18;67(7): 1079-1090.

[10] BGB-A317-001, NCT02407990.

[11] M. Ducreuc et al. 2021 ESMO GI Abstract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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