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下午的会议分享了一项来自英国的关于心理社会因素与IBD发作风险的最新研究(OP07)。此项研究旨在评估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发作之间的关联，为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

研究主讲人、来自荷兰的Lauranne Derikx教授提到，由于IBD的复发和缓解过程是动态的，难以预测；而且IBD患者中心理社会共病患病率很高，与疾病本身具有双向关系；疾病过程中促炎化合物增加和免疫功能的改变也会对脑肠轴产生影响；同时，压力也是疾病复发的重要原因。

同时，Lauranne Derikx教授也与我们分享了PREdiCCt研究的目标，即确定基线饮食、环境、遗传变异、肠道微生物的哪些方面与CD和UC的发病相关并预测其发病。

而PREdiCCt研究的纳入标准为：达到临床缓解、诊断IBD超过6个月、IBD治疗调整超过2个月、研究开始时年龄大于等于6周岁等。

临床发作定义为在过去1个月内疾病尚未得到很好的控制，而严重发作则定义为症状的加重和CRP>5 mg/L和（或）粪便钙卫蛋白>250 mcg/g以及治疗方案的变化。而研究的主要终点是首次发作的时间。

为评估心理社会因素与疾病发作之间的关联，该项研究从47个英国中心招募了2629例临床缓解患者，并随访24个月。

基线人口统计数据提示54%为女性，年龄的中位数为44周岁、患IBD的持续时间中位数为10年、粪钙卫结合蛋白中位数为49 mcg/g、约有35%的患者升级了治疗方案。

教授指出，经2年随访，其中595例患者报告了临床发作(CD=280，UC/IBDU=315)，两年总发作率为36%。219例患者记录了严重发作(CD=99，UC/IBDU=120)，两年总发作率为13%。

在研究开始时，患者完成了焦虑(HADS-A)、抑郁(HADS-D)、睡眠质量(PSQI)、躯体化(PHQ15)、体力活动(GPAQ)以及是否饮酒的问卷评估。

本项研究最终纳入了具有完整的数据集可供分析的1641例患者(CD=830，UC/IBDU=811)，其中严重焦虑患者约有16.1%，严重抑郁患者约有5.7%，严重躯体化患者约有7.9%。

研究人员分别对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未定型炎症性肠病(UC/IBDU)进行Cox风险因素分析，得出心理社会因素与临床发作和严重发作的确存在关联。

研究结果：首先，焦虑与临床发作风险增加有关[HADS-A评分11-21，UC/IBDU: aHR 1.46 (1.08-1.99, p=0.01); CD: aHR 1.86 (1.38-2.52, p<0.001)。

其次，睡眠剥夺(PSQI>5)与CD的临床发作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aHR 1.58(1.22-2.04，p<0.001)]。

此外，躯体化评分较高(PHQ15)的IBD患者临床发作的风险增加[CD:aHR 3.86(2.33-6.40，p<0.001)；UC/IBDU:aHR 1.96(1.25-3.07，p=0.003)]，但仅对CD的严重发作有临界影响[aHR 2.34(1.02-5.38，p=0.05)]。

同时，抑郁评分较高(HADS-D)的UC/IBDU患者临床发作风险[HADS-D评分8-10：aHR 1.72(95%CI 1.21-2.43，p=0.002)]和严重发作风险[aHR 2.50(p<0.001)]均有所增加。

最后，不满足WHO推荐的运动水平(GPAQ)的UC/IBDU患者发生严重发作的风险增加[aHR 1.55(1.03-2.32，p=0.03)]。

除上述研究之外，Lauranne Derikx教授也与我们分享，粪钙卫蛋白可以预测IBD患者的严重发作。

研究结论：在这项大型前瞻性IBD队列研究中，他们证明了几个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疾病发作的重大负担。焦虑、抑郁、躯体化和睡眠障碍与IBD临床发作风险增加有关。抑郁症和缺乏运动与UC患者严重发作风险增加有关。而这些发现强调了采用整体IBD治疗方法的必要性，也即将有更多的数据来自PREdiCCt研究，能够进一步打开IBD患者的“治疗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