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四月春风暖，我们一行人穿过被时光恍惚间打磨过的楼道，轻轻叩响了我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朱元珏教授家的门扉。迎出的是一位身着蓝色针织衫、满脸笑容的“80后”。走进朱教授的家，整体装修简单、古朴而温馨，但客厅里有一个落地支架，支起了iPad。如今86岁高龄的朱教授，仍然活跃在临床一线，参加北京协和医院的呼吸专科查房；还会用iPad进行学术交流，关注医学热点等；也经常在iPad 上“攻关”九宫格游戏。

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及所见所悟，朱教授向我们娓娓道来，真像是开启了“时光机器”，你能够真切感受到时代遇到气流时的颠簸，万物复苏时蓬勃的生命力；也能够感受到医者勇敢奔赴时的内心纯粹与激情。都说协和有三宝，老专家的实践、见证，实在是弥足珍贵的历史宝藏。

朱元珏教授（右一）与胡应洲夫妇（左三、二）等在胡应洲图书馆合影

改革开放初期：呼吸病学，中国人只能追！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是朱贵卿教授手把手带人建立起来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提及自己加入呼吸科的初衷，年过八旬但仍神采奕奕的朱教授回忆道，当时刚做完总住院医，就加入了“呼吸组”，但并非是因为“钟情”呼吸，而是“组织需要，治病需要”。后来，随着对专业认识的不断深入，渐渐发现爱上了这个专业，“现在成了打不走、赶不掉的呼吸派”。

1961年，北京协和医院胃肠组及进修生合影；朱元珏教授（后排左一）与张孝骞教授（前排右三）

在改革开放初期，万事万物都散发出蓬勃而生涩的活力。那时候，关于呼吸专科书籍很少，但协和比其他医院条件好一些，还有诸如“blue journal”（即《美国呼吸与危重医学杂志》）等国外期刊杂志，可以了解学术动态。但是，1979-1982年，朱教授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肺科作访问学者时，才发现“那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开眼了。那时候，肺功能检查在美国都已经成为普遍的检查手段，而我国至今尚未完全普及肺功能检查。至于影像学检查，医生下基层时，诊断慢性支气管炎，是不可能做胸片的，主要靠听诊和问病史，科研更是提不上。中国人，只能追！”

1985年，为鼓励中青年医师在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努力向上，由中国医学论坛报社赛克勒基金会设立“赛克勒中国医师年度奖”。“那个年代几乎没有青年医师见过国外是什么样的，更不了解发达国家的医院和医疗情况。当时，我还帮着一起评选。时光荏苒，许多当年获奖医生，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学科带头人。记得第7届获奖者、广州呼吸健康院院长陈荣昌教授的访美之旅，就是得益于《论坛报》的支持。在这改革开放40年中，也有《论坛报》的功绩。”朱教授回忆道。 

联合借力：开垦呼吸领域的“处女地”

在朱元珏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在间质性肺疾病的临床和研究方面在国内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朱教授对不同类型特发性间质性肺炎的临床特征、发病机制和新治疗进行了广泛探索；并率先在国内主持开展了多中心的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抗纤维化治疗研究。1995年，由朱教授主持的“慢性肺间质病发病机制和临床诊断的研究”获原卫生部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

“原先，间质性肺疾病就像未开垦的‘处女地’。等你进去以后，就会发现，这种病与职业或环境暴露、药物毒性、系统疾病（如结缔组织病）或外源性因素等都相关。深入进去后，发现牵涉因素越来越多。挺有意思的，吸引你了，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谈起亚专业方向的选择，记者能够深深感受到朱教授眼睛里有星星，是那种对未知问题的好奇与激情。

间质性肺疾病单靠问病史是无法诊断的，X线胸片呈弥漫性阴影，非常多样化，不像实体瘤那么有特点，因此，诊断起来比较困难。“临床医生忙了以后，不易沉下心来看片子，而病理科医生拿到的取材仅仅是肺部一点点的组织，有时很难对患者有整体的认识，这就需要影像、呼吸、病理三家联合诊断。关于间质性肺疾病研究，动物模型很难做，刺激进去，炎症损伤特别复杂，我们与基础所合作，常常请教他们，大家需要合作借力，才能更好地做好临床诊疗与科研工作。”

IPF是一种渐进性和致死性疾病。随着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的入场，IPF患者的肺纤维化进程可以减缓，但无法彻底治愈。目前，肺移植或可谱写IPF重生新篇章。“人卫社的一位老编辑，70岁左右，IPF伴有肺气肿，肺功能特别差，原先用吡非尼酮还能维持，后来越来越严重，离不开氧气了。今年年初，患者经推荐去做了肺移植，现在可以下地走路了。IPF患者有了重生的希望，也多亏了有了像陈静瑜这样为肺移植奔走疾呼的专家！”朱教授对我国肺移植治疗IPF所取得进展表示深深的赞叹，但同时提出，“目前，肺移植能够延长患者寿命，但只有找到肺异常纤维化的原因，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肺移植前后，得联合转化医学人才进行相关研究才行！” 

改革开放40年：今昔交错对比，惊艳了时光

“从前，一张胸片定乾坤，还得去城里做；后来，有了CT，如今又有了高分辨CT、磁共振成像（MRI）。从前，开胸肺活检，风险很高；如今，可以经支气管镜或经皮穿刺取材，做完就可以知道病理结果。从前，得了肺癌，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如今，随着分子靶向治疗的突破性进展和个体化综合治疗研究的不断深入，肺癌正逐渐成为一种‘慢性病’。从前，提及呼吸科，就想起北京、上海、广州这几家；如今，各省市呼吸科都起来了，群雄并起……改革开放这40年，我国呼吸学科进展非常迅速，能够身临其境见证这些变化，我觉得很幸运。”朱教授娓娓道来，仿佛是开启了时光机器，今昔交错对比，真是惊艳了这40年的时光。

2003年初，一场战争突然降临，SARS疫情暴发。因为迟迟不能明确病原和传染源，导致中国在防控SARS疫情上处于被动状态。2013年，我国学者仅用了5天时间发现并确认了一种全新的H7N9禽流感病毒。这一年，恰是2003年SARS过去的第十个年头。“2017-2018年冬，流感来袭，我们医务人员非常镇定，工作非常有条不紊地。”从朱教授的讲述，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国新发传染防控从早期的“被逼梁山”，华丽转身成“应对有序”。

我国呼吸界70年代开始，即开展了以肺心病监护室为代表的危重症监护治疗；80年代末以来，在部分有条件的医院设立了呼吸重症监护治疗病房（RICU）。多年以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呼吸病学应与危重症医学实行捆绑式发展战略。“患者突然喘不过气来，如果没有及时插管，连上呼吸机，可能就醒不过来了，这是争分夺秒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得有场地——RICU，必须得会打这种仗。重症肺炎患者，用不用皮质激素？肺栓塞时，要不要溶栓？这些救人的急茬儿，相关知识技能都得掌握。”朱教授强调道。

“这40年以来，呼吸疾病谱变化很大，而且诸如肺癌、肺血管病、介入治疗、睡眠呼吸疾病等都有相应重要进展，真是说也说不完！”朱教授补充道。 

致青年医师

• 医教研：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关于如何把握医教研三者的关系，是医教研，还是医研教？实际上，人们一直在探讨，而且争吵不完。朱教授表示，“医，是基石，必须细致、直接地观察患者，谨慎分析，能够得出正确的诊断，并且给予正确处理，这是医生看家的本事。教，这是责任，要想教得好，不容易，得下功夫。研，临床医生要有研究的头脑和思路。我就常常喜欢与病理科医生看病理，我可以反驳病理科医生的意见，病理科医生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最后，也许因为探讨就会深入地认识一种病，或者商量出还需要开展哪些工作。现在的医生看病负荷重，直接看报告，判断与报告不相符时，与病理科医生商量的，有，但是不多。可是，我觉得常跟病理科医生争论争论，研究研究，能够让患者更快得出正确诊断，这也是协和比较能够快速做出诊断的原因。总之，医教研，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 临床，临床，就是到床旁去学习

关于床旁学习，朱教授给予青年医生进一步建议，“所谓转化医学，就是从床旁发现问题，经过基础研究，将相应研究成果转化成为实际患者提供的真正治疗手段，强调的是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联接。可是有时候，患者来了，有的医生头也不抬，就听患者说，有的医生片子也不看，直接就看报告。诊疗结果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很容易忽略一些患者状况，不经过反问或进一步检查，可能不会发现主要线索，也不有利于发现问题。临床，临床，就是到床旁学习，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重要的。” 

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画卷，盛放着时代印痕的故事；而未来的画卷，由年轻人来谱写。末了，朱教授抛出问题，引人思考，“一位呼吸困难患者来了，是去呼吸科，还是去心内科？IG4相关性疾病，在我读书时，还没有这个病，如今与哪个科室都可能有关。目前，科室划分是按照解剖系统，但随着科学进展，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入，未来学科划分会改变吗？真正的未来，就在这些年轻医生身上。因此，玩玩闹闹是不行的！希望年轻人能够心无旁骛，内心不为繁华喧嚣所乱，跬步不停。” 

• 《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邢英、孙晓庆采写，视频录制、后期刘孝炎。
  

• 版权归中国医学论坛报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 获取《中国医学进步40年》100版特刊珍藏版，扫描识别小程序码进入中国医学论坛报微信公众号订阅特刊纸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