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是冠状病毒导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也称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2002年，SARS突如其来，在广东省部分地区首发，随即迅速蔓延，席卷中国以及全球很多国家。SARS传染性强，在当时致病原因不明的时间里，感染患者病死率高，同时有相当多的医务人员在救治中感染SARS。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疫情显示，2002年底到2003年8月，非典共波及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人数共8422例，死亡916例，平均病死率为10.8%；我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2004年，经过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顽强抗击，这场致命疫情最终消退。

一、SARS来袭，不惧应战

SARS最早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爆发，但第一例有报告的病例是于2002年12月15日在广东省河源市发现的患者，1个月后，该患者康复出院，后被认定为中国首例非典型肺炎报告病例。

2003年5月期间，北京和香港的疫情最为严重；2003年夏季，感染SARS患者与日递减，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到2003年7月5日台湾地区最后一个宣布解除非典警报，全球首次非典流行宣告结束。2003年11月，广州再次出现零星病例，2004年3月，北京再次发现SARS疑似病例，但都没有再次演变成疫潮。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很多医务人员都站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他们中有很多在接诊医治患者的过程中被感染，也有的因此献出宝贵生命。因救死扶伤而殉职的医务工作者们大爱无私的品质让人敬佩，他们所弘扬的民族精神、职责意识令人一次又一次感动。

2002年春节，广州市各医疗单位接到了收治非典型肺炎的紧急通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立即成立了抢救突发性疾病领导小组和医疗小组。院党委书记杨湛年逾八旬的父母亲，从安徽来到广州过春节，她未能陪上他们一天，日夜坚守在病房。放射科刘晋新主任的父亲病危已上了呼吸机，当得知疫情，刘晋新放下电话二话没说，垂泪告别了父亲，连旅行包都未放回家，就赶到了病房。当时预防非典传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与患者保持一定距离，而支气管纤维镜检查与患者完全是“零距离接触”，陈劲锋主治医师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给患者检查一做就是10多个，最后自己被感染而患病。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一病区每天危重患者最多达19人，11台呼吸机连轴转。为了保证患者的救治工作，很多医务人员日夜坚守在病房，连续10多天都没有回家。其实，苦和累对医务人员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但是非典时期最大的威胁是SARS具有传染性，每收治一个患者，对每个医务人员都是一次生与死考验，但他们不顾个人安危，面对疫情，没有人退缩，过度紧张劳累加上近距离接触导致很多医务人员被感染。所幸，在这场战争中，广大医务人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向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与非典战斗的过程中，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危险的地方，处处可以看到医院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把危险带给了自己，把安全留给了别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历史时期下共产党员的情操。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为广大医务人员树立了榜样：面对死神，绝不能有半点退缩。

在这场SARS阻击战里，全国上下体现出的凝集力也是共同度过这次危机的关键力量。各级单位从实施严格的信息报告制度、加强宣传教育、完善应对预案、严格消毒到药物预防、物理隔离，具体措施实施到位；范围上，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从公共场地到每个家庭，每个角落都顾及不落。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疫情，最终度过了这次让大多数中国人刻骨铭心的考验。

二、促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

SARS危机也暴露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诸多问题，但同时在认识上解决了多年来一直严重阻碍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SARS危机之后，全国上下都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和国防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一样，是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建设和完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从而加速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进程。

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该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实施仅花了 26 天时间，是我国历史上出台最迅速的行政法规，这也是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制度化进程的开始。随后，中国先后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04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文件。2008年，国务院宣布全国应急体系基本建立。

三、知己知彼，为未来准备

当这场致命疫情最终消退，关于这个未知病毒的溯源研究也随即开始。最初在2003 年，国外科学家发现SARS-CoV（SARS冠状病毒）为SARS的病原体，同年，有研究团队在广东省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果子狸中分离到了SARS-CoV。因此，早期认为 SARS-CoV 毒株可能来自于野生动物果子狸。

然而，2005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国香港大学研究小组在菊头蝠中发现了 SARS 样冠状病毒。2012年，在中东地区发现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加上对其的后续研究，为 SARS 冠状病毒源头可能是菊头蝠提供了证据。2013 年，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成功分离出第一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活病毒，这株病毒能够使用和SARS病毒相同的受体，并能够感染人的细胞^[1]。它被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英文简称命名“WIV1”，并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专家表示，虽未找到和SARS病毒完全一样的病毒，但目前的研究发现充分证实了SARS病毒起源于蝙蝠，并揭示了其可能的产生方式——基因重组。

在历经了13年的病毒追踪溯源后，研究者们终于找到了SARS病毒的起源。但研究人员同时发出警告，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新的类似SARS病毒的出现。除了提高警惕外，减少对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的侵袭，杜绝野生动物的市场交易，才能有效防范新的传染病毒的传播。

四、以史为鉴，强大自身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之后，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总结，2003年成为我国现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元年”。2003 年以后，我国逐步建成了以“一案三制”为代表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

如今，SARS已过去近17年，我国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响应的应急体制，国务院《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也在不断完善，其他一系列法律法规也陆续出台。政府投入了100多亿元解决各级疾控中心的硬件设施问题，在全国组建了公共卫生监测和预警系统，形成了包括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在内的一整套严格的信息报告制度，从国家到地区层面设置了较完善的应急预案体系。

从2003年抗击SARS，到2008年汶川地震医学救援，再到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的有序应对，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援外行动，崛起的中国卫生应急系统经受住了这些严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化危为机。世界卫生组织曾评价，中国应对H7N9 禽流感疫情，堪称“全球典范”。这10余年来，我们也已经找到SARS病毒的起源，并知道如何进行全方位、多渠道、持久性的疾病防控。

非典后期我国参与全球公共事务治理更加主动与自信，从另一方面来说，SARS也推动了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另外，我们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趋势还在向其他公共领域延伸，我国已在遏制全球变暖、 防治艾滋病、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金融危机等领域采取了与国际接轨的治理机制和方法，通过国际合作平台提高治理的效率和能力。

历史曾带给我们伤害，但同时也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并敬畏自然，在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探索人类文明进步的契机。

（中国医学论坛报刘莉丽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