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脓肿在临床上相对少见，尸检系列估计脾脓肿的发病率在 0.2%~0.07%之间，随着诊断水平提高、非法静脉注射毒品使用以及免疫功能低下个体数量的增加，发病率可能随之升高；既往研究显示，脾脓肿在人群中呈双峰分布，在3岁年龄组和60岁年龄组人群中达到高峰，成人中大约三分之二的脾脓肿是单发的，三分之一是多发性的。

脾脓肿通常是由血流感染引起的，脾脓肿的高危因素包括：脾外伤、脾梗死、血红蛋白病、感染性心内膜炎、肺炎、消化道穿孔、消化道感染、肺动静脉畸形、免疫缺陷、胰腺炎合并假性动脉瘤、糖尿病、肿瘤性疾病等。

关于儿童脾脓肿，一项研究分析了56例脾脓肿儿童病例（其中51例为1907—1988期间文献报道的病例），研究发现，包括淋巴瘤、白血病在内的血液系统肿瘤是最常见的易感因素（约占46%），免疫功能正常的儿童中感染性心内膜炎、阑尾炎、脾外伤是最常见的易感因素，此外还有约12%的患者无明显危险因素和感染来源，为隐源性感染，合并其他部位脓肿十分常见，其中48例（约86%）的患者合并其他部位感染，最常见的是合并肝脓肿。而另外两项分别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研究发现，没有合并其他脏器脓肿的孤立性脾脓肿患儿中，肠源性感染是脾脓肿最重要的易感因素，伤寒沙门氏菌是最主要的病原菌。除了血源性播散，脾脓肿亦可发生于有邻近感染的患者，如胰腺周围脓肿、憩室炎等。

脾脓肿的病原菌方面，常见的病原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肠球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患儿基础疾病、免疫状态不同、地区分布不同，脾脓肿的病原菌可能有较大差异。

对于有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草绿色链球菌是主要的病原菌；免疫缺陷的患者常见念珠菌感染；2021年CID发表的关于脾脓肿的病例系列研究（共纳入33例成人病例）显示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厌氧菌较多见，且有2名患者为多病原混合感染；一项2021年发表的来自印度的研究（共纳入36例成人病例）显示，伤寒沙门氏菌、大肠埃希菌是最常见的病原菌；而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研究显示，类鼻疽伯克氏菌（Burkholderia pseudomallei）是易感个体脾脓肿最主要的病原菌，该菌首次在1912年被描述，主要见于东南亚，特别是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北部；类鼻疽伯克氏菌导致的脾脓肿病死率较高，免疫功能低下的多发脾脓肿患者的病死率可高达80%，免疫功能正常的单发脾脓肿患者的病死率亦可达15%。

脾脓肿患者常见左上腹或左侧腰痛，部分患者可能因合并胸膜炎而出现胸痛，患者亦可能出现左侧胸腔积液；当膈肌刺激时，可导致的左肩痛或呃逆；脾肿大患儿可能出现腹部膨隆。

脾脓肿的诊断是一项临床挑战，因其临床表现可不典型，保持对脾脓肿的警惕性、及时完善影像学检查（B超、CT等）对诊断脾脓肿很重要。血常规可显示为核左移的白细胞增多，血培养可能呈阳性；胸部X线平片某些表现提示可能存在脾脓肿：如左半膈升高和左侧胸腔积液伴或不伴肺不张；超声检查可显示回声减弱或缺失的区域和脾肿大。CT扫描也是帮助诊断脾脓肿的重要手段（见图1），还通过描绘脓肿的细节和周围结构的表现来帮助医生制定计划治疗；超声或CT 扫描引导的诊断性抽脓对脾脓肿确定性诊断和病原学诊断帮助很大。脾脓肿患者除了病原学评估外，还需要对其可能的原因（如感染性心内膜炎等）或可能产生的并发症进行评估，脾脓肿常见的并发症包括：气胸、肺不张危及生命的出血、左侧胸腔积液、膈下脓肿，胃、小肠或结肠穿孔等。

（1）抗感染治疗：初始经验性治疗需要使用肠外广谱抗生素，根据培养结果指导抗生素的选择；治疗疗程目前尚无统一定论。

（2）手术干预：手术干预包括引流和脾脏切除术，手术的具体方案需要根据患者病情、脓肿特征（脓肿大小、位置、是否多发）、病原菌、抗感染治疗效果及当地医疗技术等综合因素决定。

对于手术风险高的患者，经皮穿刺可能是一种侵入性较小的选择，也可能是一种用作手术过渡的临时解决方案，可避免暴发性和可能危及生命的感染风险。当脓肿积液为单房或双房、脓肿积液壁完整而厚实、无内部分隔、内容物容易排出时，经皮穿刺是一种可能有效的方法。经皮引流不太可能成功用于多房脓肿、腔体界限不清、坏死碎片和黏稠液体的患者。经皮引流的禁忌证包括：多发性小脓肿、充满碎片的空腔、凝血功能障碍、空腔界限不清、弥漫性腹水、难以建立通路。当经皮引流失败时，有时需要开放引流，开放引流的途径包括腹腔内、经胸膜、腹膜后。

脾切除术仅用于无法通过引流或局部切除治疗的病例，但需要注意的是脾脏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是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清除血流中经过调理的细菌的主要场所，也是体液免疫应答抗原依赖阶段产生成熟B细胞的关键次级器官，脾切除的个体对某些寄生虫感染增加或感染程度加重，而且由于患者脾切除后失去了脾的过滤功能，严重感染的风险会增加，尤其是荚膜微生物（但不仅限于荚膜微生物），如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和脑膜炎奈瑟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