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Nature 发表了一篇题为：How to protect the first ‘CRISPR babies’ prompts ethical debate 的文章，讨论了对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的保护所引发的伦理争议。

图源：官网截图

此前，贺建奎本人因“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被调查，并于2019年12月以“非法行医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有消息人士称贺建奎应该会在近期出狱。

2018年11月26日，贺建奎团队对外宣布：一对基因编辑婴儿诞生，这也是世界首个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受精卵上删除了CCR5基因，希望出生的被编辑的婴儿拥有对艾滋病的抵抗能力。

这一行为随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舆论风暴，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广泛谴责，科学家呼吁全球范围内暂停基因编辑用于植入的人类胚胎。目前已有多个国家立法禁止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进行可遗传的记忆编辑。

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后，两位著名生物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研究员和华中科技大学雷瑞鹏教授呼吁政府建立一个研究中心，致力于确保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的福祉。他们在一份文件中对如何保护这几个基因编辑后出生的孩子给出了具体建议，这一文件已经与多位科学家、多个中国部委以及 Nature 分享讨论，但尚未发表。

邱仁宗研究员和雷瑞鹏教授指出，这些基因编辑后出生的孩子需要特殊保护，因为他们属于“特殊群体”，CRISPR基因编辑可能会在他们的基因组中产生错误（例如脱靶性、潜在致癌性等等），而且这些错误可能会遗传给他们将来的孩子。因此，建议对他们进行定期的基因组测序，以检查是否出现异常，包括在未来对他们的胚胎进行基因检测。

邱仁宗研究员和雷瑞鹏教授还建议，贺建奎应当为被他基因编辑的孩子承担责任，贺建奎和他当时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应当为这些孩子的医疗费用出资，并为他们将来的健康和福祉承担主要的财务、道德和法律责任。

科学家们对这一讨论表示欢迎，但也有许多人担心这些建议的做法会导致对这些基因编辑婴儿进行不必要的监视。

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 Joy Zhang 则表示，实际上科学家们很难知道该提出什么建议，因为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孩子们目前状况以及当时受孕情况的信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中国对这些信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保密。

震惊全球

2018年11月26日，贺建奎宣布：中国诞生首位CRISPR基因编辑婴儿，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在受精卵上进行编辑，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诞生）。这对双胞胎的CCR5基因经过CRISPR基因编辑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该消息广泛传播并引起巨大争议。

CRISPR基因编辑是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的巨大突破，已成为常规实验技术，通过CRISPR技术实现基因编辑并无技术难度。但是该技术尚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如脱靶性、潜在致癌性等等。贺建奎此次的实验，在技术上并无突破，但却挑战了人类伦理，制造人类基因编辑的婴儿，因此遭到国内外一致谴责。

2018年11月28日中午，贺建奎现身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他表示一对基因编辑后的双胞胎已经出生，还有一个基因编辑婴儿还在怀孕中，此外，还有十几个成功编辑的胚胎在他的实验室中。

贺建奎称招募志愿者的标准是父亲感染艾滋病，而母亲正常，总共招募了8组，其中1组退出，最后只剩7组。整体的流程是先获取父母亲的外周血，例如HIV阳性的父亲和HIV阴性的母亲，进行Sanger测序，这一步可以从父母的基因组检测到全新的插入缺失标记，目的在于建立个体化的脱靶高危位点库。接下来通过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把CRISPR基因编辑组分Cas9和sgRNA注射到受精卵中，从而在受精卵层面敲除CCR5基因，并在体外培养成囊胚，然后进行胚胎种植前基因诊断，最后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将胚胎移植到母亲体内，直到生下孩子。

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分享的PPT

之所以选择敲除CCR5基因，是因为CCR5是HIV-1入侵人类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CCR5缺失后，HIV-1将难以入侵，可以起到抗艾滋病感染的作用。

对于已出生的这对基因编辑双胞胎，贺建奎称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检测发现结果符合预期，两个等位基因序列得到预期效果的编辑。全基因组基因测序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脱靶风险，但是距离其他基因都很远，该风险已告知婴儿父母，而父母坚持受孕。

对此说法，基因编辑领域顶尖科学家刘如谦（David Liu）表示质疑。刘如谦问道：父亲HIV阳性，母亲HIV阴性，可以通过“洗精” （sperm washing）生下健康的孩子，完全没有医疗需求和必要进行CRISPR基因编辑，这些孩子在医疗上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贺建奎的回答是：“对全球众多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我曾经去过一个村子，那里有30%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对这个项目来说，我对我们所做的感到骄傲。孩子的父亲曾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现在，他告诉我今后会好好工作，努力挣钱，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刘如谦追问：如果患者可以决定，一个医生或者科学家向公众解释或者引导公众的责任究竟在哪？对于这个问题，贺建奎拒绝回答。

当初基因编辑的三个婴儿，如今已是蹒跚学步的儿童，他们也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基因编辑的孩子。邱仁宗研究员认为，将来也许还会有基因编辑婴儿出生，但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对贺建奎的严厉处罚让其他科学家不会越界。

不过，还有其他科学家对植入基因编辑的胚胎感兴趣，俄罗斯科学家 Denis Rebrikov 就曾在2019年计划创造更多基因编辑婴儿。他的计划是对GJB2基因进行编辑，让遗传性耳聋夫妇生下正常的孩子，但至今仍没有人参加这项研究，因此尚未进行实质性的胚胎基因编辑。

Denis Rebrikov 是俄罗斯最大的产科医院——莫斯科Kulakov国家妇产科和围产科医学研究中心的基因组编辑实验室负责人，也是俄罗斯国立研究医学大学的研究员。

哥本哈根大学专门研究生殖技术的人类学家 Ayo Wahlberg 认为，中国的三个孩子不会是最后的基因编辑婴儿。

过渡监视

邱仁宗研究员和雷瑞鹏教授起草这份建议文件时，不仅考虑了这三个已经出生的孩子，这些保护措施同样适用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基因编辑孩子。

但有研究人员并不赞同这种所谓的“特殊保护”，以内没有证据表明基因编辑对这几个孩子产生了伤害，这种“特殊保护”可能带来的是严格的监视。

邱仁宗研究员表示，基因编辑确实可能没有对这些孩子产生伤害，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谁又能确定呢？因此，定期进行基因组检测，就能解决这种不确定性。

最近几年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能够更仔细地检测基因组中被编辑的位点，从而寻找任何可能导致潜在伤害的迹象。这些孩子的余生都要进行定期的基因测序，以评估基因编辑的程度以及潜在的健康影响。

但这种保护和监测，应当吸取 Louise Brown 的教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于1978年7月25日在英国出生，她的出生在当时同样引发了极大争议，她的一生在不断接受的各种医学测试中度过，她也曾描述自己为了过上正常生活所做的挣扎。

从长远来看，如果这三个基因编辑后出生的孩子成为像 Louise Brown 这样的“公众人物”，他们也同样难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编译作者：王聪

◎内容来源：微信公众号“生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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