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昨天我们发出有关NARS的Q&A以后，反响强烈，有很多朋友、同道给我打电话、发微信，表示感谢、支持和鼓励，也提出宝贵意见，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我正在积极准备，将在明天发出大家非常关注的新内容。

最近，我重读了17年前即2003年我和李梦东教授主编的《实用传染病学》第三版及2017年第四版。其中，我正好在在抗SARS的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繁重的第三版主编工作。那时，我都是以院为家，忘我工作。作为感染病分院院长，承担大量医教研任务，将140余张床的分院病房大楼全部收住发热待查的留观病人（其中包括3例确诊SARS），而同时原分院其他病人则搬到了另外一栋大楼，病人、医务人员和工作量倍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李梦东教授退休后定居上海，不在科室，主编的工作落到我一人身上。在勤奋工作之余，思绪万千，我是带着激情执笔写主编序言的。这样，最终写成了一篇文章：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看新发感染病（EID）——谈感染病学学科的更名和复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温故知新，总结经验，在此特将原文发出，让各位朋友重读我们17年前的故事。最近大家都在问，我们应该从SARS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ARS）的两次大流行中吸取什么教训？希望通过大家的回忆和思考，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对回答这个问题有所裨益。

 说明一下：文章中的黑体字部分是和SARS相关联的部分，而与之无关联的其他部分不等于不重要。例如下面这一段话：1998年，英国剑桥大学的Cliff曾这样预言二十一世纪的感染病学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迎接感染病的挑战，包括老的感染病引起的老问题，老的感染病引起的新问题，新的感染病引起的新的、也可以是老的问题”。顺便就作为我们的结束语吧！

《实用传染病学》第三版前言

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看新发感染病（EID）

——谈感染病学学科的更名和复兴

作者：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西南大学附属公卫医院  王宇明

国内有关Infectious diseases的翻译问题，曾于八十年代由戴自英等教授提出。然而，当时可能由于我国经典传染病在感染病中所占比例较高，而在科研方面规模尚小，对国际上多种热门感染病研究不多，因而业内人士对扩展学科的需求尚不迫切，响应不多。九十年代我们正式提出学科更名的意见时，得到全国同行的积极反响，且于1999年天津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学会议上一致通过学科更名的决议。更为可喜的是，通过近三届全国感染病会议及各省级以上感染病会议，看出学科的拓展在医教研等各方面均显示了明显成效。表现在学科的空白和重复减少，广度和深度明显提高，与国际同行交流上的共同语言显著增多。

应当承认，学科更名并非毫无争议。兄弟学科可能顾虑：感染病科是否将“吞并”其他学科的感染病？为我国传染病科奋斗终生的老一辈专家可能会担心：学科更名是否意味着否定过去的学科成就？过去学科的全称为“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更名是否意味着否定了“半边天”—寄生虫病？随着具有高度传染性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出现和流行，感染病科是否需要适应新形势，回到传染病科的老路上去？

关于“吞并”问题，我们从一开始起就强调，学科更名的目的并非简单地将各科感染病收归旄下，而是为了增强学科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是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协作完成的。学科收治范围仍以传染病为主，兼收传染病疑似病人；同时在业务上与国际接轨，即作为专科会诊医生，应当在感染病包括病原学诊断、流行病学、医院感染、抗微生物药物的应用及预防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正如翁心华等教授指出的，过去传染病学科的设置，“只是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传染病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延续至现在），传染病仍为人类的主要疾病。这就不奇怪为何直到十九世纪细菌学几乎统治了整个医学的历史舞台，为何多年以来感染病学科一直是人才济济。因此，学科更名决非意味着否定过去。

至于寄生虫病在传染病中的重要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它毕竟只能像病毒病从属于传染病和传染病从属于感染病一样，与传染病平行单列，逻辑上说不通。不过，寄生虫学和病毒学作为分支学科则是天经地义的。

既然当前感染病科仍以传染病为主，尽管出现了SARS等具有高度传染性、且病情严重的新发感染病（EID），并不意味着学科更名是错误的，更不必回到过去的老路上。恰恰相反，SARS的出现使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更新法定传染病及其相应对策。例如，1999年4月起实施的《日本感染病分类及医疗体制》中将EID（此处特指新发感染而非再发感染病）列为首位，高于I类感染病（含鼠疫和多种出血热）和II类感染病（含霍乱）；并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列为IV类感染病。上述措施的合理内涵，值得我国同道深思。试想，假如SARS最初出现在日本，其收治的归属及预防隔离措施就不会存在问题。

在学科更名的同时，伴随着对学科复兴的希望。其理由在于对日益增加的感染病威胁，以及与之相反逐渐萎缩的学科队伍这一反常现象，大家产生了的深深不安和忧虑。

在感染病的威胁方面，全球现有3.7亿乙型肝炎和1.7亿丙型肝炎感染者、4000余万艾滋病/HIV感染者和众多结核病患者，以SARS为代表的各种EID相继出现和流行（至今全球SARS病人已达8000余例），细菌耐药性不断发展，医院感染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疾病包括“非感染综合征”被发现与感染因子相关……

少数乐观者曾提出种种事实，认为人们过于夸大了SARS等EID的威胁。这些事实是，迄今为止SARS对全世界的威胁不如曾导致欧洲1/3多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即鼠疫）；也不如肆虐了2 500年，并导致半数以上感染者死亡的霍乱；也不如曾威胁古代世界约60%人口并造成其中约1/4发生死亡的天花；更不如1918年席卷全球，并导致2 5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女士”（“西班牙流感”的别称）。然而，说SARS的威胁不大，错误在于用静止、不变的眼光看问题。众所周知，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SARS的病例迅速攀升。已经证实SARS的传染性极强，人群易感性极高；一旦发病病情较严重，病死率较高。此外，对本病的远期预后还不清楚，已有发生肺纤维化等报道，又无特效治疗和预防方法（疫苗）。事实证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SARS的传播是“一传十，十传百”，超级传播者（superspreaders）则更为突出，几个传染源足以搅乱整个城市。即使像北京那样的优越条件，一旦扩散开来也以每日2~3位数发展。如不严加控制，无疑将会成为国家乃至全球的大灾难，死亡人数将突破人类的历史记录。同理，虽然至今艾滋病只有2000余万人死亡，但据权威专家预测2020年将还有7000余万人丧生，即死亡总数近1亿人。如果不了解现代EID的特点，采用捂盖子的办法，无异于“用纸包火”，所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任何天灾和人祸。

亦有乐观者认为SARS不过是误入人类的“匆匆过客”，以后不大可能产生更大威胁。然而，回顾感染病的历史病原体，“走错门”的情况比比皆是，且多由动物传播而来。已有考证鼠疫系因人类打破了鼠疫杆菌、跳蚤及啮齿类动物的共生关系所致；最早的天花出现于人类的第一次农业定居，可能亦与生态改变导致人类与动物接触增加有关；艾滋病系因二十世纪中期西非和欧美地区人群曾注射黑猩猩血液，以预防猿-人共患同种疟疾，人类的介入破坏了HIV与猿类的共生关系，人为地引发了HIV攻击宿主；已经公认，当前流行的SARS病毒很可能源于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如果子狸）。不幸的是，虽然有一部分截断感染（truancated infection），这些所谓“匆匆过客”一旦与人类打上交道，几乎无一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终将改头换面东山再起。有史以来人类消灭传染病的惟一战绩仅为天花。然而，随着生物恐怖主义的抬头，少数实验室留存的天花病毒发生扩散及变异天花病毒侵入人类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

为什么EID特别是动物源性EID频频发生，且易于扩散？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全球人口从16亿增长到60亿，而森林面积从81亿公顷减少到13亿公顷；工业化带来的绿室效应、都市化效应、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全球气候变暖，致使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及地震频繁发生；过分使用抗生素，病原体变异，性行为泛滥，贫富不均，种族冲突、战争等均促使EID的发生。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交通反而为EID的全球快速传播提供了条件。

多年来我国一直是感染病大国。解放后感染病防治成就可谓辉煌，但其间波折不小，远的不说，1986~1988年新疆就发生了近12万人的戊型肝炎流行，1988年上海发生了近32万人的甲型肝炎流行；迄今，乙型肝炎一直是我国的“国病”（又称“国害”）；淋病和梅毒等性传播疾病（STD）大幅度回潮，HIV感染者已逾百万之众；结核病、伤寒、麻疹和登革热等亦见反跳。2001年我国公布的甲、乙类传染病共2 342 615例，但这并未包括MRSA及多种EID。虽然此间出台了《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和《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1991年），成立了疾病控制中心（2001年），但学科队伍仍呈萎缩状态，表现在医疗市场经济中，感染病科由于隔离消毒要求而致开支大，同时因病人贫穷而致经济效益低下，学科硬软件建设和投入不足，工作人员待遇低下（表现在20~25元的保健津贴多年不变，甚至被取消）。因而，众多医院取消了感染病科或将其并入内科，传染病院纷纷更名为综合性医院，据调查全国感染病专业只有3万余人；各地防疫站更是问题重重，因苦于经济效益低下而寻找其他出路者甚众。SARS的出现暴露了我国感染病及相关学科从基础到临床的痼疾，同时反映了全球华人圈的陋习（喜好野味）所带来的恶果——致使“东亚病夫”之贬称再度抬头。这不仅使业内人士，而且使从平民百姓到政府官员感受到切肤之痛。大家一致体会到：是重视感染病的时候了。然而，人们仍有理由担心：SARS一旦过去，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好了伤疤忘了疮”？新近，多种EID在人类或动物出现或流行，如登革热、埃博拉出血热、疯牛病（人类为克-雅病）、口蹄疫、禽流感病毒性肺炎等，好像在提醒人类：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实用传染病学》第三版就在振兴学科的呼唤声中出台了，主编也在万分感慨之中写下这篇长长的序言。虽然书名仍叫《实用传染病学》，但实际内容第一版起就已经是感染病学了。第三版将以内容的丰富、新颖和实用为三大特色。首先，在病种上按病原体从小到大均有增加，如朊毒体病中的库鲁、病毒病中的SARS及细菌病中的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寄生虫病中的艾滋病相关寄生虫病。此外，新增了节肢动物等多细胞动物疾病（包括虱病、疥疮、蝇蛆病和螨虫皮炎）一章。其次，新增加了不少当前的热点内容，如“新发/再发感染病”、“感染病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感染与宿主遗传学”、“感染因子在非感染性综合征中的作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生物战剂与生物恐怖的防护”及“感染病与网络”等。为了突出新颖和实用，大幅度更新和扩展了有关内容，包括SARS、病毒性肝炎、艾滋病及肾综合征出血热等，并将实用性较强的“传染病的诊断技术”和“传染病的治疗原则及现状”等独立成章；更新和强化了有关基因诊断、抗微生物药物、人工肝、肝移植及基因治疗等内容。

值得特别提出的，自本书第一、二版出版以来，受到全国同道的关心和爱护，提出很多宝贵意见。本版写作队伍吸收了不少思想活跃，勇于上进的中青年学者，同时老一辈教授发扬了学风严谨、不断进取的精神，形成了以老带新的可喜局面。

由于本版新增内容多，改动大，所有章节全部重写，文字扩展部分约占第二版的一半，全书近200万字，完稿后反复修改，故耗时较长。其间各位作者及其单位负责人通力合作，几易其稿；胡仕琦教授作为学术秘书组负责人，承担大量审阅、修改及联系等工作；于乐成博士作了较多文字修改工作；汤勃博士精心绘制插图；向居正教授不顾八十高龄专程从上海赶来审阅全书。最后，人民卫生出版社孙玮和再学编辑认真审修，使本书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得以与读者见面。谨藉此机会向上述同仁以及一切关心和爱护本书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

虽然与过去两版相比，内容的丰富、新颖及实用性方面有较大改观，在实现像ISO 9000那样的标准化方面也作了较大努力，但由于版本改动大，新增内容和作者较多，学术造诣和写作水平不尽一致，祈望有关专家批评和指正。

1998年，英国剑桥大学的Cliff曾这样预言二十一世纪的感染病学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迎接感染病的挑战，包括老的感染病引起的老问题，老的感染病引起的新问题，新的感染病引起的新的、也可以是老的问题”。藉此机会，我们向正在同SARS作斗争的国内外同道，以及人类历史上所有在各种感染病的防治工作出中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将永远怀念那些为抢救包括SARS在内的感染病而英勇献身的同道！当前，国内外各界人士在SARS的防治上可谓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这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时机。让我们在新的世纪里携手前进，为感染病的防治工作奉献力量。

          李梦东  王宇明

          2003年7月于渝

◆作者简介◆

王宇明，男，汉族，共产党员，江苏籍，1951年11月出生，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感染病专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军队三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不仅拥有大批西南地区病人，且在全国有较大影响，众多患者慕名而来，救治了大量危重疑难病人。

先后承担国家重大专项课题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14项（含重点项目2项）、“863”项目2项、“973”项目1项、国家科技部“九五”重点攻关项目1项、全军高技术推广项目1项、全军“十五”项目1项。共计2000余万元。其研究成果获国家专利14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等，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西部突出贡献奖”。

先后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70余名、博士后3名；被评为总后优秀党员、国务院教育委员会全国百名优秀博士生导师、总后优秀基层主官、总后优秀教师、全军、“八五”、“九五”、“十五”及“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个人、院优秀党支部书记等；荣立三等功及二等功多次。

在病毒性肝炎慢性化及重症化的防治等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主编专著23部，参编专著31部，新近出版《实用传染病学》（第四版）及《肝病防治新认识》，其中2010年主编的全国八年制教材《感染病学》印数达6万余册，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400余篇，包括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及CGH，为二十余家国内外著名杂志编委、常委编委或副主编。

现为为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感染病研究所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附属公卫医院首席专家，重庆大学医学院特聘教授，卫计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传染病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专业组委员、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军队后勤科技装备评价专家库》第一层级技术专家、实用传染病学及国家八年制教材主编、JVH杂志编辑等，任九届全国病毒性肝炎慢性化、重症化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学术会议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