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明教授：

从此次疫情源头——西安来探讨疫情扩散的原因，确有必要。本来正确态度应该是不偏不倚和张弛有度，显然松和紧这两个方面都出了问题。

首先谈谈疫情防控中的松懈大意问题，集中表现在对疫情判断的种种误区。

第一，误认为既然我国当前绝大部分人口（超过81%）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完全超过了群体免疫（75%）的要求，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事实证明即使疫苗接种率达到要求，各国也并没有真正形成群体免疫。鉴于迄今国内外疫苗接种人群的感染率仍然非常高，因而疫苗（无论哪一种）的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次，西安有关部门曾经认为，当时核酸阳性者增多，系因人群样本采集量比较大所致。殊不知这些阳性数据是真实和可靠的，采集样本大更加充分证明人群病毒感染率高。相反，低估感染率是不科学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大家也已经是有目共睹了。

第三，当前人群普遍存在倦怠心理，不愿戴口罩。公共场合戴口罩的要求也日益松懈，更不用说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罚款了。聚众聚会日益增多，也极易造成传染。对比2019年疫情以后的两个春节前夕，即2020和2021年初，民众的警惕性高得太多了：当时有的人因为在家里厨房炒辣椒，咳嗽了几声，马上被邻居举报了。

最后，出现包括健康码和通行码等检测系统故障。检测系统一旦出现故障，防控工作顿时停摆。例如12月20日，西安还正处在感染人数快速增长阶段，作为出行必备的西安一码通却反复出现故障，影响到市民出行、上班等日常活动。在一些地铁口，市民因无法扫码进站而排起长队，这也增加了传播的风险。

另一方面，也需要谈谈过度反应的影响。

第一，一旦出现问题，惊慌失措，草木皆兵，甚者一旦发现个别感染就反应过度，整个封城。因噎废食的结果是极大干扰了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甚至影响民众正常的就医。如一些网民将西安极端的防疫措施比作另一种病毒，一名微博用户写道：“在西安，你可以饿死，可以病死，但不能死于新冠”。有人指出： “封城可以，但需要做有效的流调（流行病学调查），迅速搞清传播链；停摆可以，但要保证人们吃饭看病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很好满足；居家隔离也可以，但不能把这当成死命令。法理之下亦有人情，消防车来了不开大门，孩子要生了不让进医院，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其次，滥用“时空重叠”理论，导致盲目扩大隔离范围，这一点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

第三，滥用和扩大“中高风险区”的定义。例如，某一个大省，虽然只有少数病人，但是如果旅游者来自这个省，就被认为是来自“中高风险区”，即使流落街头也不能够入住酒店。事实证明，封城阻挡不了步行者。而如果是真正的感染者，或者其间发生感染，实际上反而极易导致更多的传播。

第四，盲目要求医院和医务人员达到零感染的目标。很多人都说看病不能去公卫中心，但实际上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简称新冠）疫情以来，我从来没有中断过一次门诊，远离西南大学附属公卫医院平顶山院区的歌乐山医院本部从未发生过新冠院内感染，而我们分院连一个确诊病例都没有。据我所知，国内发生院内感染的医院有部分被关闭了，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常工作，这是“因噎废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疫情发生以后，医院就是前方，就像战场一样，如果要求医院和医务人员实现零感染，就像要求战场上的士兵不能有伤亡一样。只有不上战场不作为，才能零伤亡。同时，医院的设备条件和隔离条件对控制感染至关重要。遗憾的是，新冠疫情虽然已经持续两年多，很多医院仍然没有达到相应的应急设备和条件。

西安的大多数民众是以乐观和服从大局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次封城的。我在这里引用一下他们的一些段子：“疫情防范不到位，得了肺炎活受罪”；“病毒可以被隔离，温暖不会被隔离”；“西安古城共有四个城门，分别是长乐门、永宁门、安定门和安远门，合起来就是长安永安”。相信大家一定同意：西安老百姓的乐观主义精神面貌值得称道。西安昨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证明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王宇明教授：

此次天津疫情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该病毒变异株确实传染性强，隐匿性强，而且症状并不明显，更容易出现多点散发或集中暴发。其中，症状轻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就医；加上该变异株传播速度快，导致传播范围大，给防控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根据流调报告，河南安阳地区也发现了天津关联病例，该病例为2021年12月28日从天津返回安阳的在读大学生，再次证实该变异株已经在天津社会层面流行了一段时间。从病例之间的关系上来看，病毒至少已传播三代，代际传播天数从7天缩短到2～3天。

天津疫情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有明显低龄化趋势。据报道，在1月9日已确诊的40人中，有23例为中小学生（未成年人），例如1月9日天津津南区新增20例阳性感染者，含9名儿童，来自辛庄镇2名，双河桥镇1名，其他6人全部来自咸水沽镇。据此，不少人认为未成年人确诊人数比较多意味着儿童更容易感染奥密克戎。

从流调来看，天津最初病例只有两人，一个是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家庭住址为南开区，因工作需要经常居住于津南区辛庄镇；一个是小学学生，居住于津南区咸水沽镇。目前在托管班和学校发生了聚集性疫情，确诊的病例中确实是儿童居多，主要为这两名最初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因此，不能根据天津20多例病人的年龄分布下定论，认为学生群体更易感。随着检测进一步推进，感染者中儿童的比例正在下降，社区里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在逐步提升，提示全部人群都是易感的。由于当前全民戴口罩的现象有明显松弛现象，对学生中也没有强制性戴口罩措施，此类人群又比较集中，正值寒假的前夕，所以学生发生群体性暴发的风险依然存在。有鉴于此，天津市让学校学生提前放假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考虑到儿童、青少年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主动就医意识不强，同时中小学等少年儿童聚集性极强，而且接触比成人还要密切，在疫情防控中应予以重点关注。对于此类人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和尽快接种新冠疫苗等，均为重要措施。

对于老年人，很多人存在慢性疾病基础，同时伴有抵抗力下降和对疫苗产生抗体衰减较快的特点。还有更特殊的一点，国外接种疫苗的比例是老年人多，年轻人少，而国内则正好相反，我们是年轻人接种多，老年人少。最需要保护的老年人失去了抗体的保护，就容易被感染，甚至出现重症化，病死率就会相对增多。

我从医多年，发现一个现象：除了少数较发达地区，我国大多数人（尤其是老年人）对健康问题关注度较低，不愿意检查也不愿意采取防范措施。究其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经济收入和医保额度的差异较大导致的。对于新冠，要特别注意，其主要死亡人群往往是有免疫缺陷的老人，而且经常导致家庭传播。所以，大家需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儿童相对病情更轻，但是因为儿童是集体生活，所以传播通常很快很广。因此，疫情防控中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一老一少”两类人群，亦应同时予以重点关注和保护。

王宇明教授：

这个问题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问题来对待。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新冠会“咬人”，而在国外并非如此呢？有人解读说是因为疫苗的差异，说是因为国外的核酸疫苗效果更好，所以重症感染者比例低，轻症比例高，病死率低。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先看看感染率吧。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感染率仍然很高，而且持续大幅攀升。近期美国已经出现每天新增感染最高达100万例，而其他欧洲国家，如西班牙每天最高新增38万例，而英国等都在20万例左右，因此，所谓核酸疫苗更有效的说法也不能够成立。

我们再看看保护率吧。有人说虽然西方的疫苗保护效果不好，但是感染后轻症患者比例越来越高。事实上，轻症比率逐渐增多，是各种传染病流行的总体趋势，这符合病毒生存进化的一般规律，即新冠病毒（SARS-CoV-2）变异一般有着“毒力变弱，传播性增强”的趋势。我们比较各国的病死率之后发现，其实际上还是呈现平行关系的。

这样，我们只能回到第一个问题，即新冠是不是大号流感？其实，关于大号流感的说法，起源于国外的领导人出于无奈下的解释，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然而，实际上他也没有把新冠看成大号流感，只是由于国家体制和行政措施方面难以作为，使得整体抗疫不力，出现疫情扩散，只好对此轻描淡写而已。疫情防控失败也是导致特朗普成为美国少数不能够连任的总统的重要原因，即民众在涉及切身利益时用他们的行动来投了票。这也是一个教训，即“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他的对手拜登，则刚好相反，从来没有说过新冠是大号流感，同时也一针见血地直接反对这种说法，不过由于体制原因他现在也是一样的力不从心。虽然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曾经有过新冠是大号流感的类似想法，像英国、新加坡等，但是无一例外很快出现问题。他们只好随之立马回头，改变做法。新冠是不是大号流感的这个问题，你看看各国的累计病死人数就可以高下立判了。美国累计病死人数是将近86万例，而第二名巴西是62万例，这均说明新冠绝对不是一个大号流感，而且不仅仅是“咬人”，是要置人于死地，尤其是当医疗系统崩溃时（如意大利和印度）更是如此。此外，虽然大部分西方国家抗疫不力，但是他们对于违反防疫规定行为处罚（例如不戴口罩和大规模聚众的处罚）反而比我国严厉很多。这一点或许值得在国内尝试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