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教授：肺癌是死亡率非常高的恶性肿瘤，目前国内晚期肺癌生存率不到20%，是癌症中的“头号杀手”。

肺癌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小细胞肺癌（SCLC），约占肺癌的20%；第二种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肺癌总体的80%，具体还可分为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等。当影像学检查怀疑肺癌时，首先要明确病理诊断，随后根据病理类型做进一步的治疗。

根据具体的病理分型、肺癌分期制定不同的诊疗方案，是实施精准医疗的第一步。

对于SCLC，可进一步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治疗方案有所不同，基础治疗是全身化疗加局部治疗，部分早期患者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对于NSCLC，还需进一步根据病理进行详细分类。如果是非鳞状细胞的NSCLC，我们强烈建议完善基因检测。目前NSCLC的NGS测序已经相对成熟，也有很多panel基因检测包含了EGFR、ALK、BRAF、HER2、KRAS、MET等重要基因。

如果存在基因异常，结合特定的靶向药物治疗，可以极大改善患者预后。对于靶向基因阴性的患者，可以进一步完善PD-L1免疫组化检测，存在肿瘤细胞或免疫细胞PD-L1高表达的患者可以考虑免疫治疗。如果是鳞状NSCLC，同样也可以做基因检测或免疫组化检测，明确是否有机会接受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

既往的肺癌治疗需要接受8-11个月的化疗，晚期肺癌生存时间仅为2-3年。随着精准医疗的发展、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进步，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甚至可以达到10年之久，整体预后得到极大提升。

陈军教授：伯瑞替尼作为高选择性MET抑制剂，对于非小细胞肺癌MET14跳突患者，关键注册临床研究显示，ORR达到75%，DCR 96.2%，mPFS12个月，mDOR16.7个月，疗效优于同类MET抑制剂。其中初治患者ORR达到77.1%，经治患者ORR达到70.6%。对于颅内转移患者也有非常好的疗效，颅内ORR达到62.5%，可测量CNS颅内ORR达到100%。并且是目前唯一具有脑胶质瘤临床研究数据的MET抑制剂，脑胶质瘤ZM融合患者I期临床研究mOS11.7个月、ORR 33%，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Cell杂志，提示伯瑞替尼对于中枢和脑转移治疗的获益。

在安全性方面，常见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三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只有 25%，整体安全性良好，可通过临床管理恢复。

最早出现的靶向治疗药物是一代EGFR-TKI，2005年在国内上市时，DCR大约70%。由于EGFR-TKI极大改善了存在EGFR基因异常的肺癌患者预后，当时甚至有人认为，靶向治疗的出现代表人类已经攻克了肺癌。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大约在9~11个月后出现了耐药，导致疗效受到严重影响。靶向药物耐药后的治疗，也是近年来肺癌治疗领域内非常受关注的问题。

研究发现，EGFR-TKI耐药人群中，有10%~20%是由于MET基因扩增引起的。同时，MET 基因14外显子跳跃突变也是NSCLC原发致癌驱动基因之一。因此，MET基因检测在NSCLC患者的治疗中非常重要。

伯瑞替尼的ORR达到75%，mPFS达到12个月，mDOR达到16.7个月，这些数据对于靶向治疗药物来说都非常了不起。我们期待伯瑞替尼尽早获批上市，让MET基因异常的晚期NSCLC患者获得更长的生存时间、更好的生活质量。

陈军教授：MDT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是由多学科团队合作进行的治疗过程。肿瘤MDT在早期发展阶段，仅仅围绕肿瘤进行开展，例如由肿瘤内科制定化疗方案、由放疗科制定肿瘤放疗计划、由外科开展肿瘤切除手术、由病理科明确肿瘤分型，与其他专科的合作并不密切。

随着MDT的发展，多学科的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肺癌患者中，老年患者占较大比例，而老年人经常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内科慢性病；当肿瘤发生远期转移时，患者可能因为骨转移、脑转移而产生临床症状，需要相应的专科进行处理；当需要接受肿瘤切除手术的患者合并某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如COPD时，会导致麻醉和手术的风险大大增加。这些复杂的情况都使得肿瘤相关专科医生认识到，MDT不仅是围绕“肿瘤”一个词展开的治疗，而是需要与多个科室开展密切合作。因此，多个团队、多个科室之间密切、良好的合作，是开展MDT必不可少的因素。

近十几年来，人们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生理学范畴，而向心理、行为科学和社会学领域扩展。在目前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下，人文关怀是每一个临床医生在诊疗活动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肺癌的治疗过程，对每一位患者的心理健康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患者是否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是否有亲朋好友和社会面的支持、治疗对患者造成的经济负担，都可能会影响肺癌的诊疗效果。医生给予患者足够的人文关怀，可以增加患者的信心、极大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促进患者的康复过程。

陈军教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根据目前的数据，国内确诊的肺癌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为19.7%，在这个基础上，要将肺癌生存率提高到30%，实际上是很大的挑战。

早筛早诊是改善肺癌总体生存率最关键的任务。如果存在肺癌高危因素的人出现了刺激性咳嗽、胸闷气短、痰中带血等症状，需要警惕肺癌的可能，并及时就诊。但是，很多早期肺癌的患者往往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导致患者在就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早期干预阶段。

目前推荐在≥45岁存在肺癌危险因素的人群中定期开展肺癌筛查，具体人群包括吸烟（吸烟包年数≥30，包括曾经吸烟包年数≥30，但戒烟不足 15 年）、被动吸烟（与吸烟者共同生活或同室工作≥20 年）、患有 COPD、有职业暴露史（石棉、氡、铍、铬、镉、镍、硅、煤烟和煤烟尘）至少 1 年、有一级亲属确诊肺癌。此外，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性格与人的癌症关系密切，例如长期处于精神压抑、焦虑、沮丧、苦闷、恐惧、悲哀等情绪中的“C型性格”，较其他性格的人更易得癌症。

低剂量螺旋CT（LDCT）是肺癌筛查的基本方式。LDCT可以发现肺部结节，随后根据结节的位置、尺寸和密度特征进行分类管理。对于位于气道的病变或影像学高度疑似肺癌的情况，应采取临床干预。此外，还可通过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肿瘤游离DNA、microRNA等手段，辅助进行肺癌筛查。

由LDCT检出的确诊病例中，94.1%为IA-IB期肺癌，绝大部分早期肺癌患者，可以通过手术等局部治疗手段达到根治效果。“发现一例早癌，拯救一个家庭”，提高居民健康意识，早诊早治，是改善肺癌预后的关键。

另一方面，随着肺癌筛查项目的推广，很多健康体检项目加入了胸部CT检查，同时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常规进行的胸部CT检查也大大增加，使得肺部小结节的检出率提高。对于这种情况也应当注意，肺结节病因复杂，需要综合肺结节的影像学、生物学与临床特征综合评估，避免过度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