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医学技术的进步、诊疗方案的探索以及用药理念的更新一直推进着肝细胞癌（HCC）的诊疗发展进程，其中靶向治疗因其精准抗癌特性而方兴未艾。随着靶向治疗的应用，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

HCC的早期筛查对于早诊、早治意义重大，然而肝癌的早治（限于影像引导的局部治疗）落后于早诊（分子水平液体活检），联合的技术路线尚待探讨。《肝细胞癌癌前病变的诊断和治疗多学科专家共识（2020版）》对肝脏肿瘤癌前病变提出了处理方法，但目前对于肝细胞癌癌前病变的处理手段仍有不同声音。肝癌的筛查、早诊、早治不仅需要科学技术支撑，更需国家对医、防融合机制进行指导，因此未来我们仍需深入探索。

在我国，约50%的新发HCC患者为巴塞罗那分期（BCLC）C/D期^[1]，同时我国肝炎、肝硬化存量大，HCC高危人群多，因此需要有效、便捷、易推广的HCC风险评估方法及早筛流程。目前已有多种多参数模型建立并应用，HCC的筛查与监测工具包括甲胎蛋白（AFP）、肝脏超声检查（US）、核磁共振成像（MRI）、miRNA和液体活检等，临床中需根据监测方法的特异性和敏感度进行选择，提高肝癌早筛率。

患者的病程一旦发生进展，二线的选择也需要慎重。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发起的相关真实世界研究数据显示，索拉非尼序贯瑞戈非尼，HCC患者mOS高达35.3个月，为患者带来了较好的生存获益，可见TKI同样是HCC二线治疗的基石。

随着诊疗方式的增多，肿瘤患者的全程规范化管理变得愈发关键和重要，当下TKI仍是HCC诊疗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国内外指南统一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法。希望临床医生能坚持做到规范、合理用药，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2030年实现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发展目标贡献力量，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多福音。

对于癌症的成功防治，没有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在临床上，我多年的体会：医乃仁术，提高疗效、解除患者的痛苦是医生的职责，但家庭成员的照顾同样十分重要，特别是需要对患者有爱心、耐心，能与患者共同积极战胜疾病。在此，我们倡议：全家参与，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防癌体检，治疗癌前病变，积极锻炼提高免疫功能，早诊早治。

肠癌的早防、早诊、早治是提高我国肠癌诊疗水平的关键环节。每一位公民和医生都应提升意识，将肠癌防患于未然。

从指南推荐的内容来看，在晚期mCRC患者的三线治疗，可作为首选的药物较多，需从药物的疗效、不良反应、指南推荐、医保可及等多维度综合考虑，权衡药物获益与风险，合理用药。

在疗效方面，CONCUR研究证实，瑞戈非尼治疗可使难治性晚期mCRC患者的死亡风险下降45%；在用药安全方面，不良事件的发生与药物剂量之间存在相关性。我国大样本真实世界回顾性研究发现，瑞戈非尼120mg是适合中国患者的起始剂量，可兼顾疗效和安全性；在医保可及性方面，瑞戈非尼目前已成功续约医保，可及性大大提高。

瑞戈非尼对肿瘤微环境改善后，可对后线化疗增敏。我国一项针对接受后线治疗的难治性mCRC患者的研究发现，先用瑞戈非尼后用化疗，比先用化疗后用瑞戈非尼，OS延长3.1个月。另一项探索瑞戈非尼和TAS-102用药先后顺序的研究则发现，三线先用瑞戈非尼后线再用TAS-102生存获益更优。

低密度异型增生结节（LGDN）和高密度异型增生结节（HGDN）被认为是肝癌的癌前病变。采用肝癌早期预测评分模型能更准确地识别患者肝癌风险。常规血清标志物与新型标志物联合检测有利于肝癌早期筛查。腹部超声、超声造影、EOB-MRI、病理学检查等也是肝癌筛查和诊断的常用措施。需根据患者风险程度采用不同的筛查措施及筛查频率。其中，EOB-MRI对鉴别LGDN、HGDN和早期肝癌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对肝癌癌前病变的治疗，目前研究报道较少，可根据个体情况及肝癌风险，采用随访监测、局部消融治疗、手术切除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