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癌又称“富贵病”，它是一个和人类发展指数相关的疾病，一般地区生活水平越高越发达，肠癌的发病率往往就会越高，与饮食习惯、生活作息、工作压力等息息相关。目前国内每年新发肠癌约有50多万，浙江省每年新发肠癌3万多例，假设其中有20%的患者在一开始就发生了转移，那么每年光浙江省就可能新增6000多个肠癌转移的患者，数量是非常大的。

晚期肠癌往往容易转移到肝、肺、淋巴结等部位，而绝大部分的晚期肠癌患者会发生肝转移。“这是由于肠道的静脉血流会往上回流，在进入肝脏后再进入心脏，在这个过程中，肝脏是肠道血流往上中转的第一个交通枢纽，所以特别容易出现肝脏的转移。”大肠外科李军主任说道：“另外最新的研究显示，高胆固醇、高脂血症也会促使肠癌的肝转移”。

李军主任团队曾收治过一名90多岁的肠癌肝转移患者，这名老人也曾是一名医生，初次就诊时肝脏转移肿瘤指标非常高，考虑到患者的年龄及身体情况，通过与肝胆胰外科、肿瘤内科、放射科等的交流，决定使用靶向药物对老人进行对症治疗。

“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手上对付肿瘤的‘武器’也越来越多，而药物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肿瘤内科袁瑛主任说道：“对于90多岁的高龄患者来说，治疗过于激进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我们通过基因检测找到合适老人的靶向药，用药物将疾病控制住，让患者在带瘤的状态下，取得一个好的生活质量，这也是很重要的。”在团队的努力下，目前老人的肿瘤指标已接近正常，身体状况良好，最近正在海南度假。

对于更年轻的患者，肠癌肝转移的治疗的目标和强度，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李军主任团队在不久前接诊了一名40多岁的肠癌肝转移患者，并对其进行了手术切除，在最近复查的时候，患者的肝脏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移。

“对于肠癌肝转移的患者，我们需要尽量保障残肝的体积，如果病灶在表面，那通过手术直接切掉损失会比较少，但如果位置很深，就像西瓜子一样，那通过外科手术的切除，势必会伤及瓜皮和瓜肉。”肝胆胰外科周波副主任说道。

考虑到患者的病灶大小及位置，在最后的平衡之下，医生选择了射频消融治疗，即在B超的引导下，将一根“针”插入病灶，然后通过加热，像“煮鸡蛋”一样把病灶给“烧熟”。

除了药物、外科手术、射频消融，肠癌肝转移的治疗“工具箱”里还包括立体定向放疗、肝脏动脉灌注等等。肠癌肝转移并不意味着“死刑”，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况的患者，通过MDT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利用各类手段进行个体化治疗。

最早在没有MDT之前，肠癌肝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大概在个位数，随着多学科诊断的发展、药物的不断创新、治疗理念的不断进步，现在肠癌肝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在35%～40%左右。

对于肠癌肝转移的治疗，多学科的团队作战非常关键，每个学科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放射科就像一个侦察兵，发现敌人的位置、大小、状况；大肠外科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原发灶；肝胆胰外科负责转移病灶的治疗；肿瘤内科主要是采用药物进行全身系统治疗……每个环节都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肿瘤到底有没有？位置是否适合外科手术？治疗后肿瘤有没有完全消失？有没有复发？......这些非常关键的问题，都要通过影像片子去破解。“事实上，我们的工作贯穿了治疗的整个过程，从前期的诊断、治疗到后期的随访，精准的评估是治疗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放射科王六红副主任说道；“每种治疗肠癌肝转移的方法，造成的影像学表现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精准掌握，否则就可能造成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错误的治疗方案。”

而在药物的使用方面，多学科的配合沟通也很重要。有的患者病灶很大，现在很难手术切除，医生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肿瘤最大程度缩小来争取手术机会，而有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把病灶切干净，需要进行传统的化疗……“在MDT时我经常问我的同道，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根据他们的目标，我们来制定我们的方案。”肿瘤内科袁瑛主任说道：“合作时间长了，大家就形成了默契，治疗‘公式’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很多还需要多学科之间的经验探索。”

“事实上，对于同一名患者，不同的医生可能会给出不太一样的治疗建议，这是由于不同医生在平衡治疗强度、治疗副作用等各方因素时会有个体差异。而多学科会诊则可以通过集体讨论，防止产生这样的个体差异，让治疗方案更加完美。”大肠外科李军主任说道。

来源：浙大二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