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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0月20-24日,2023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在西班牙马德里盛大召开,一如既往云集了全球肿瘤学领域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汇聚了全球最新的研究进展,承载着广大肿瘤患者的获益希望。
随着免疫治疗在肝癌中的应用,目前免疫联合治疗已经极大的改变了肝癌治疗的格局,肝癌的一线标准治疗包括靶免联合治疗、仑伐替尼、多纳非尼、索拉非尼等多种治疗方案,那么不同的一线治疗进展之后,二线治疗方案如何选择才能让患者更大程度获益举足轻重。本届ESMO大会中,肝细胞癌(HCC)二线治疗领域涌现了多项“免疫+”模式的研究数据。为此,本报特邀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李斌奎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倜教授第一时间为我们解读相关研究进展,及时传递前沿,指导探索和实践方向。本文整理访谈精要如下,与读者共享专家真知灼见。
李斌奎教授和张倜教授访谈视频
靶免协同增效,“再挑战”及联合
局部治疗崭露头角
——HCC二线治疗研究进展
Q1:二线治疗是晚期HCC全程管理中的重要环节。随着HCC领域靶向、免疫治疗的蓬勃发展,研究者们对二线治疗也展开了积极探索。请为我们分享一下今年ESMO中HCC二线治疗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进展?
李斌奎教授:首先很高兴我们中心牵头开展的一项关于HCC二线治疗的回顾性研究[1]被本次大会收录展示。我们研究开展的时候晚期肝癌的二线标准治疗是瑞戈非尼,2022年KEYNOTE-394研究[2]的成功,免疫治疗也成为标准的二线治疗方案,那么一线治疗进展之后,肝癌二线治疗是采用单药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瑞戈非尼还是选择在TKI基础上再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开展了这项研究,比较瑞戈非尼联合ICI与瑞戈非尼单药在二线治疗中的疗效,研究结果为该领域提供了较大样本量的多中心真实世界证据。研究纳入了来自国内5家中心共208例晚期HCC患者,其中143例采用了瑞戈非尼+ICI二线治疗、65例接受瑞戈非尼单药治疗。比较了瑞戈非尼联合ICI与瑞戈非尼单药的疗效,为该领域提供了较大样本量的多中心真实世界证据。研究纳入了来自国内5家中心共208例晚期HCC患者,其中143例采用了瑞戈非尼+ICI二线治疗、65例接受瑞戈非尼单药治疗。本研究一线治疗中,大部分患者采用的是单药TKI类药物,比如索拉非尼或者是仑伐替尼,也有一些患者采用的是靶免联合治疗方案,比如仑伐替尼联合ICI类或者是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方案。中位随访13.8个月,根据mRECIST标准评估,与单药组相比,联合组的客观缓解率(ORR)(23.8% vs 9.2%, P=0.014)和疾病控制率(DCR)(74.8% vs 53.8%, P=0.003)均大幅、显著提高,联合组还有2例患者达到了完全缓解,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7.5个月vs 3.4个月, P<0.001)和中位总生存期(OS)(25.6个月vs 16.4个月,P=0.010)也大幅、显著延长,在靶向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免疫治疗,具有显著的疗效优势和生存获益。同时,联合组的安全性也令人放心,3~4级不良事件(AEs)发生率与单药组相当(23.8% vs 20.0%, P=0.546),两组均无AEs导致的死亡事件。
应该说,取得这样的积极结果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因为抗血管生成TKI与ICI的协同增效作用已经被大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所证实,且此类组合在HCC一线治疗领域也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瑞戈非尼为代表的TKI单药、帕博利珠单抗为代表的ICI单药都是HCC二线治疗的标准方案,两类药物强强联合、相得益彰,在能够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无疑为二线治疗提供了潜在的优效选择。若要达到长生存,HCC的二线治疗是离不开免疫治疗的。
本次大会中报道的另一项研究者发起的单中心、单臂设计的小样本Ⅱ期研究[3]也取得了与我们这项研究类似的总体疗效,采用瑞戈非尼+PD-1单抗二线治疗。总共纳入28例受试者,且该研究中17.9%的受试者一线接受仑伐替尼治疗,21.4%的患者一线采用TKI+ICI的治疗方案。根据mRECIST标准评估,本研究的 ORR 达到28.6%、DCR 71.4%、中位PFS 6.4个月,与我们的研究相当,并有3例患者达到了完全缓解,进一步提示了靶免二线治疗的价值和“再挑战”的潜力。
张倜教授:随着越来越多的HCC一线治疗数据的出炉,二线治疗患者的既往治疗背景也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本次ESMO大会中就有一些研究聚焦于在特定的一线治疗背景下探索不同二线治疗方案的疗效。例如摘要号为970P的这项在亚太地区开展的国际多中心的真实世界研究[4],比较了一线“T+A”(阿替利珠单抗+贝伐珠单抗)方案治疗后疾病进展或不能耐受的患者接受不同二线治疗方案的疗效。结果发现,二线治疗方案为TKI+ICI的患者的中位PFS(6.4个月)和中位OS(18.9个月),在数值上均高于TKI单药。这一结果表明,既往接受过“T+A”治疗的患者在后线治疗中仍然可能从靶免治疗中获益。但该研究中仅有9.4%的患者二线治疗采用了靶免方案,提示临床还需要更多高级别的循证来进一步强化用药理念。
此外,一项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Simon两阶段设计的Ⅱ期试验,在本次会议上报道了初步数据[5]:对既往一线或二线治疗接受过靶免联合治疗的晚期HCC患者,给予放疗+PD-1单抗+贝伐珠单抗,也属于对靶免治疗模式的“再挑战”。在中位随访时间6.3个月内,ORR和DCR分别为40%(4/10)和80%(8/10),中位PFS为7.4个月,中位OS尚未达到。尽管目前仅有10例患者的数据,但疗效还是比较理想的,且其中有4例患者属于三线治疗,展现了靶免治疗“再挑战”的实力。
除放疗以外,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等介入治疗也是HCC的重要局部治疗手段,在介入治疗联合靶免治疗这一领域既往也有了相当多的探索,介入治疗与系统治疗彼此之间实现优势互补,是一种“立体作战”模式。本次ESMO中公布了一项HAIC+瑞戈非尼+PD-1抑制剂对比瑞戈非尼+PD-1抑制剂二线治疗HCC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RCT)[6],初步数据显示,中位随访16.6个月,HAIC联合组ORR在数值上高出单纯系统治疗组约10%(39.3% vs 29.4%),但未达统计学差异(P=0.502);DCR提高了约30%(82.1% vs 52.9%,P=0.036);中位OS延长(19.1个月 vs NA,P=0.03),风险比(HR)值低至0.039,降低了死亡风险。尽管当前样本量较小,但HAIC联合组的大幅度疗效优势仍可充分反映出在系统治疗中加入介入治疗所带来的肿瘤控制和生存获益,代表了一种极具前景的探索和实践方向。
规范中优选,挑战中探索
——HCC二线治疗现状
Q2:结合目前指南和实践,请谈谈HCC二线治疗的现状如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张倜教授:从最新指南来看,无论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南还是卫健委发布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7],以瑞戈非尼为代表的TKI单药治疗,和以帕博利珠单抗为代表的ICI单药治疗都是HCC二线治疗的两大类标准方案。且CSCO指南中帕博利珠单抗是ICI单药方案中唯一的1A类证据,其余均为2A类。这主要是基于在亚洲人群中开展的KEYNOTE-394研究[2]的阳性结果,其中85%的患者来自中国。帕博利珠单抗单药作为二线治疗,带来了OS、PFS与ORR全面获益,尤其是2年OS率达34.3%,凸显了免疫治疗的长生存优势。KEYNOTE-394研究由此成为全球首个PD-1抑制剂单药用于晚期HCC治疗达到阳性结果的Ⅲ期RCT,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奠定了帕博利珠单抗的在肝癌二线治疗中地位。此外,指南也推荐了一些其他的二线治疗选择,包括TKI+ICI、ICI+化疗、双免疫治疗、化疗等。总的来说,二线治疗既要遵循指南、规范实践,也要充分兼顾患者肝功能状态、体力状态、既往治疗背景、肿瘤负荷等因素进行个体化决策。
李斌奎教授:当前一线和二线治疗方案选择及疗效较2017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正因如此,临床医生面临的最大挑战由既往别无选择转变为了如何选择。目前的一线标准治疗不仅有多种TKI单药方案(仑伐替尼、多纳非尼),还有多种免疫联合治疗方案(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 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 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 双免 局部联合靶免),所以进入到二线治疗阶段时,患者经治背景多种多样。不同方案的耐药机制理论上不尽相同,所以二线治疗的选择理应考虑一线治疗背景。但现有研究数据还远不足以指导一线与二线治疗间的精准“对接”,多数二线治疗研究都是纳入的索拉非尼一线治疗进展后的患者,对实践的指导价值有限。
同时,前瞻性临床试验尽管循证等级高,但也有其固有局限性,严苛的入排标准覆盖不了真实世界患者的复杂状况,比如肝功能Child-Pugh B~C级、体能状态ECOG PS评分≥2分的患者,通常都是被RCT“拒之门外”的,那么我们如何为这些患者选择安全且有效的治疗方案?所以,真实世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目前真实世界研究大都是回顾性的小样本研究,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更加细分人群,比如纳入明确的一线治疗方案人群进展后,探索二线治疗方案的选择,而不是把所有一线TKI单药或者TKI联合ICI的患者都纳入到研究中,这样研究的混杂因素会影响研究结果。此外,安全性的管理、排兵布阵的优化都是需要不断去摸索、积累、探究的课题。
及时起始序贯,MDT“立体作战”,
“免疫+”大有可为
——HCC全程管理经验谈
Q3:关于晚期HCC的全程管理,您认为应该如何排兵布阵、为患者争取最大生存获益?
李斌奎教授:每一线治疗方案选择时,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多,包括疾病分期、基础肝病、肝功能状态、体力状态、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药物可及性、患者意愿等等,要“谋全局、顾大局”。但当前能够直接指导我们序贯治疗策略的研究证据其实非常有限,尤其是一、二线治疗都在高速发展,不断有新的方案成为标准治疗、获批适应证,临床格局日新月异,所以排兵布阵更多地有赖于临床医生有机结合最新数据和经验。目前比较明确的是,无论一线治疗采用的是TKI单药或是ICI+贝伐珠单抗或是TKI+ICI或是化疗,二线采用“免疫+”。比如免疫联合TKI,似乎都能取得很好的疗效,明显优于TKI单药。本次ESMO中也有一些新的相关证据,比如我前面分享的本中心开展的这项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以及摘要号953P[3]、958P[5]、970P[4]、977P[6]等的研究,都从不同维度验证了免疫联合二线治疗HCC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全程管理排兵布阵离不开多学科团队(MDT)的加持,适当地联合放疗、介入治疗有助于强化局部病灶控制,潜在地延长PFS和OS。
张倜教授:关于肝癌治疗的全程管理,我注意到本次ESMO中有一项欧美国际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8],分析了“T+A”方案一线治疗终止后8周内比较启动与未启动二线治疗的患者临床特征与结局。研究显示,在停止一线“T+A”治疗至启动二线治疗的间期,患者肝功能和体力状态明显恶化;此外,及时接受二线治疗的患者的中位OS接近未接受二线治疗组的2倍,强调了在一线治疗终止后及时序贯后线治疗的重要性。这一研究的结果对临床工作人员在临床研究设计方面有着一定的提示意义,许多肝癌二线治疗相关的临床研究要求受试者在停止一线治疗后需要间隔一定的时间才可以入组该研究,按照本次ESMO的这项真实世界研究,患者会在一线治疗终止后等待入组研究的期间有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肝功能以及体能状态的恶化,可能因此无法满足临床试验的入排标准,进而错失最佳治疗机会,这对后续进行治疗甚至是患者的整体生存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界定二线治疗启动时机问题仍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来加以确定。
除此之外,对于部分特殊人群患者,比如说肝功能较差的这一部分患者,特别是一线治疗失败进入二线治疗的患者,可供选择的标准治疗还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抗血管生成类药物,其对患者肝功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合并黄疸的患者、合并腹水的患者,或是凝血功能较差的患者,如果使用抗血管生成类药物,可能会引起出血风险,肝功能进一步的恶化。因此对于这一部分患者,ICIs可能是这一部分患者更优的用药选择,可以使得肿瘤的进展得到一定的控制,进而降低肝脏肿瘤负荷,改善患者肝功能状态,为进一步治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得患者可以承受一些免疫联合的治疗方案,比如说靶免治疗、免疫联合局部治疗等。
除了上述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二线治疗的方案选择的“困境”。充分发挥MDT平台优势则显得至关重要,其有助于为患者制订最佳的综合治疗策略。比如一线治疗方案为局部联合系统治疗后进展的患者,二线治疗如何“接力”?一线治疗使用T+A方案,二线是按照指南使用瑞戈非尼、帕博利珠单抗,还是使用仑伐替尼、多纳非尼等一线治疗方案,将既往一线治疗方案“后移”?这些实际临床病例都需要MDT的专家群策群力、共同解答。
总而言之,HCC二线治疗发展势头可喜,尤其是KEYNOTE-394研究为免疫治疗的在二线治疗中的地位一锤定音,有力推动了各种“免疫+”策略的探索。及时序贯二线治疗至关重要,MDT协作不可或缺,TKI+ICI的优效价值目前较为明朗,靶免“再挑战”初步可行,联合局部治疗有望“锦上添花”,诸多问题仍待回答。每一届ESMO都是新的实践和探索起点,不断照亮我们前行的征途!
李斌奎 教授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肝脏外科、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医学博士
广东省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肝癌与肝转移瘤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药学会肝胆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器官医学与技术学会肿瘤介入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肝脏病学会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广东省病理生理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首批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2022第二届广东实力中青年医生
第九届“羊城好医生”
美国MD Anderson癌症中心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肝脏肿瘤的临床及科研工作,擅长肝癌和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外科治疗和综合治疗。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作为通讯作者在JCO、Nat Commun、Adv Sci、Oncogene等高水平期刊发表科研论文多篇。
张倜 教授
复旦大学医学博士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胆道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肿瘤精准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胆道肿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肝脏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肝脏肿瘤分会常委
软组织肿瘤分会常委等
主要从事肝胆肿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擅长手术为主的肝胆肿瘤的综合治疗,对晚期肝癌的转化治疗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显著疗效提升,为大量中晚期肝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甚至治愈带来希望。
参与国内多项肝胆肿瘤指南与共识的制定,其中包括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2020,2021版)、“2018CSCO胆道肿瘤专家共识”等。
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主持或参与多项临床研究。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包括癌症领域著名期刊Gastroenterology,JCI Insight,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等。应邀与国际著名肝癌专家Philippe Merle、Masatoshi Kudo等合作撰写发表肝癌综合治疗进展。多次应邀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做学术报告,其中包括国际肝胆胰大会、全国肝癌大会、中国肿瘤学大会、全国肿瘤精准治疗大会以及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年会等。
参考文献
[1]2023 ESMO,949P.
[2]QIN SK, et al. J Clin Oncol, 2022, 40 (4 suppl): 383.
[3]2023 ESMO,953P.
[4]2023 ESMO,970P.
[5]2023 ESMO,958P.
[6]2023 ESMO,977P.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22,42(3):241-273.
注:仑伐替尼联合PD-1单抗尚未在中国大陆获批肝癌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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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号:MI-PD1-5144-CN
Expiration Date:202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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