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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R指导冠脉介入不是万能的?FLOWER-MI研究解读|ACC.21前沿速递

2021-05-19作者:医学论坛报秋宇资讯
冠心病原创

特邀点评专家:徐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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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瑶俊教授


2021年,中国冠脉介入“大踏步”步入生理功能学评估的大时代,不管是传统的FFR(包括FFR压力微导管),还是算法衍生出来的QFR、caFFR等,都在临床上积极地开展着推广,并开启了冠心病“无创或无压力导丝”功能学评估指导介入的元年。







但是这么多“精准”工具涌现出来后,术者们又该怎么选用呢?无论如何,相信都需要用大量研究数据来支持其临床的广适性。


对于稳定性心绞痛来说,FFR无疑已经成为指导PCI的金标准,而对于ACS患者来说,FFR指导尚不明朗且有很远的路要走。


特别是对于合并多支血管病变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来说,在处理完罪犯血管后FFR或单纯造影指导完全血运重建,谁能获得更好临床预后呢?


一直让国内外术者们拿捏不定。FLOWER-MI研究于第70届美国心脏病学年度科学会议(ACC.21)上重磅发布!或许能给临床一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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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概况




FLOWER-MI随机对照研究(NCT02943954)由研究者发起,在41家法国医学中心完成(图1)。入选时间从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历时两年。


有独立的DSMB(数据安全监察委员会)、CEC(临床终点事件判定委员会),采用了中央随机化系统(按医学中心和手术时机进行分层随机)。





入选标准

①>18岁的STEMI患者,在罪犯血管接受PCI后,达到TIMI血流2级、残余狭窄<30%以及梗死相关血管无明显严重狭窄;②至少有一处超过50%狭窄或目测需要介入的病变(非罪犯血管)。


排除标准

①血流动力学不稳定;②有CABG病史;③合并严重钙化或CTO病变;④罪犯血管处理失败以及需要搭桥的。



主要研究终点





包括任何原因的死亡、非致命性心梗和非预期住院导致的紧急血运重建的复合终点。

除此以外,研究还比较了两组间的心绞痛CCS分级、EQ-5D、服用的抗心绞痛药物等,以及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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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FR vs. 造影指导(1:1随机)


研究主要结果




研究共计入选了1171名合并多支血管病变的STEMI患者,其中,FFR指导组590例、造影指导组581例(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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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LOWER-MI研究流程图


两组(FFR vs. Angio)患者基线特征相似:年龄61/62(中位数)、体重指数26.7/26.6、男性占比85%/81.1%。以前壁(29.8%/34.6%)和下壁(61.9%/56.0%),合并2支病变(72.9%/78.0%)为主。绝大多数患者心功能较好(Killip≥2级占比6.7%/5.3%,EF值50%/50%)。


两组(FFR vs. Angio)患者手术特征如下:非梗死血管病变数量相当(980/891),绝大多数病变狭窄处于50% - 69%(42.2%/29.7%)和70% - 90%(47.6%/62.7%)。


在FFR指导组中,95.7%患者尝试做了FFR,但154个病变的FFR值缺失;其中,超过一半的病变FFR值≤0.8,并接受了PCI(55.7%)。特别要注意的是,造影指导组≥1次PCI占比97.1%,而FFR指导组仅为66.2%。



在1年随访期





主要临床终点在两组(FFR vs. Angio)间无统计学差异(5.5% vs. 4.2%, P=0.31, 图3)。

其中,非致命性心梗(3.1% vs. 1.7%)和非预期住院导致的紧急血运重建(2.6% vs. 1.9%)在FFR指导组均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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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要临床研究终点比较


研究解读点评




单从研究结果和成本效益分析来讲,用一句传统的中国话来概括FFR指导合并多支病变的STEMI患者非罪犯血管病变的介入——“劳民伤财”(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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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FR指导组花费显著高于造影指导组


不过,研究者们也表态:由于样本量相对较小,置信区间过宽,难以作出定论性的解释。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结局呢?


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或许可以聊以辩驳一番:


解读

相较于大名鼎鼎的FAME研究(稳定性心绞痛患者,FFR优于造影指导多支冠脉病变介入),本研究入选的均为STEMI患者。

此类高危患者的非罪犯血管病变,也可能有类效应——病变加重来得更快、更猛烈。

临床上,我们也时有遇到此等案例!

所以,FFR指导虽能延迟PCI,避免过早PCI,但也容易被患者“全身高危状态的危害”抵消。

FFR指导组处于50%-69%狭窄的非罪犯血管病变比例明显高于造影指导组(42.2% vs. 29.7%),而70%-90%的则低于造影指导组(47.6% vs. 62.7%)。

故而笔者认为FFR指导组更高比例患者被“延迟”了,而造影组则顺利完成stage PCI,避免了后期随访不良事件的发生。

当今时代PCI技术和DES的优化、抗栓药物的迭代,让PCI本身及支架相关的风险大大下降。

因此,尽早处理非罪犯血管病变,并不用太担心短期内(1年随访期)支架术后再发血栓或再狭窄等风险。

比较2009年发表的FAME研究中1年随访期死亡、心梗和再次血运重建的发生率在FFR和造影指导组分别为13.2% vs. 18.3%,和本研究的复合终点却只有5.5% vs. 4.2%,可见一斑。


另外,笔者虽不能妄断更长随访期两组间的差别,但从FAME研究5年随访数据来看,FFR指导组的事件率极可能更趋向越来越高于造影指导组。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要想得到定论性的解释,样本量可能需要超万例,而这样的大型临床随机研究经费至少得花费1个亿吧,可这样的小目标谁又会来买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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