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亮时评】健康码，聚利于一体，是数字抗疫的亮点，信息保护的痛点，法治疫情的难点。健康码运行要保持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就是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行使实现动态衡平，这其中，公权力的滥用，是健康码运行失序的主要根源。管好健康码，就要监管好公权力。制定健康码管理办法，国家与地方，出台法规，迫在眉睫。

来源：界面新闻    时间：2022-06-15

记者 | 程大发

编辑 | 翟瑞民

近日，河南健康码精准针对村镇银行储户“变红”事件引发广泛关注。防疫利器被滥用，使得健康码的规范管理问题再次成为外界讨论焦点。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中，个人信息“健康码”的开发与应用是我国“数字抗疫”领域的重要创新。最早在2020年2月，浙江省便推出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健康码，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种以手机为载体的防控模式被迅速推广到全国。

在疫情期间，健康码几乎等于“健康身份证”，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的健康码对应着不同的后果，其中风险等级最高的“红码”意味着出行受限、集中隔离等等。

健康码由谁管理？谁又拥有赋红码的权利？界面新闻梳理新闻发现，健康码赋码规则主要由各省级行政单位制定，而在不同的省份，主管单位并不相同。例如，北京市“健康宝”主管单位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管理局；江苏省“苏康码”主管单位为江苏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健康码主管单位为湖南省卫健委；而辽宁省“辽事通”的主管单位为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和省信息中心。

在同一省内，负责赋码的部门并不统一。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针对这次河南储户被赋红码事件，河南省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赋码工作由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改名前为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则介绍，赋码工作为属地管理，由地市负责。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又称，此种情况属于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设的社会防控部负责，该部门是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

各地具体负责转码工作的人员也是五花八门。 5月17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海南健康码规则（修订版）》显示，为便于及时管控重点人员，各市县指挥部、各机场、码头、火车站等卡口转码人员，可根据规则主动将“绿码”转“红码”“黄码”。

此外，海南省规定，对于100个以上批量赋红、黄码的需求，省大数据管理局集中响应，各市县指挥部安排本市县负责健康码转码的人员（每市县仅限1人，避免多头对接）加入微信沟通群传递相关数据，避免个人隐私数据外泄。100个以下赋红、黄码的需求请各市县指挥部自行操作进行赋码。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于学杰向界面新闻介绍，目前，我国的健康码归地方管理，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疫情灵活处理和设置健康码。“但地方管理存在滥用的可能性，关键就在于如何监督地方健康码的使用，最好是实现全国统一规范管理。”于学杰表示。

2020年全国两会上，就曾有政协委员建议健康码全国统一管理。2022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首席专家蔡卫平在全国两会上再次提出，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应把健康码纳入全国统一管理，取消各地健康码。

蔡卫平向界面新闻介绍，提交此提案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由于健康码赋予不同颜色的标准各地不一致，信息也不联通，希望能打通数据孤岛；二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码被滥用的现象。蔡卫平说，“比如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如果超过一定时间没做核酸检测就会被赋黄码甚至红码，逼迫做核酸，这其实已经超出健康码的设计使用初衷。”

病毒学专家常荣山介绍，传染病的防治三原则之一是“隔离传染源”。在缺乏流调的情况下，使用手机定位系统也可以筛查到与传染源有密切接触的对象，所以健康码的行程信息多被用来追踪溯源。但是，“健康码是疫情防控中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是出于保护大部分人的公共卫生安全目的，不能僭越用于其他目的。否则，未来在流行病防控中，健康码可能会被公众刻意回避导致行程信息部分失真，即使有5%的信息失真，溯源也将变得不可能。”

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卫华介绍，“从法律角度来说，首先，健康码意味着对公民出行权利的限制，是疫情期间的一个应急措施，应该随着疫情的结束而取消。其次，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时期，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健康码的应用出台管控措施。”

杨卫华认为，健康码信息应该收归国家层面统一规范和管理。首先，需要有全国统一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对于健康码的使用范围要有严格的限制和科学的认证，“比如，限定健康码只能用于防疫，不能出于其他目的使用此技术。”

其次，对于健康码变更的决策和赋码程序也应该有全国统一标准，“如果健康码要变更，那么变更的程序是什么样的？决策层是谁？变红码后，它的申诉途径是怎么样的？救济途径是什么？这些都应有国家层面的标准。”杨卫华说。

杨卫华坦陈，健康码实行全国统一管理也存在一定难度。他介绍，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传染病防治的责任主要在于地方政府，为属地管理，这也导致地方政府在制定防控措施时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

而由于防疫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管理措施，主要依靠全面的行政管理，“这意味着防疫工作一定是多部门联动，需要在全国统一标准下各部门明确各自权责，并且进行跨部门合作，在此背景下，地方履行属地管理责任时如何协调与组织，就显得比较复杂、难度倍增。”

界面新闻注意到，2020年12月，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曾联合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五个一”服务行动的通知》，明确健康码应该统一政策、统一标准、全国互认、一码通行，但该文件并未在统一管理层面提出具体要求。

蔡卫平则认为，从长远来看，健康码应该收归国家统一管理，而从短期来看，最重要的是弱化健康码的管理职能——就是需要明确在防疫之外，任何地方都不可以用健康码来作为人们能否做某件事情的标准。“如果有人为了让你按照他的意愿去做事，赋予你一个红码，你不按他的要求做，就不能恢复绿码，就不能恢复自由，那健康码的用途就彻底变味了。”蔡卫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