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编委：宋立志 官健

作者：宋儒亮 官健 李建林 罗斌 宋立志 甘翌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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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亮 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学论坛报第二届医事法学理事会理事长、广东省医学会医事法学分会主任

本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案，临床上比较多见，专业也不复杂；但在法律处理上，专业却很复杂。

以现在的眼光再回顾和审视本案，再感叹医事法治进展迅速的同时，也感到从学理、医理和法理上进行争论点、争辩处，并不存在。毕竟这些争论都聚焦在程序上，而这些程序性的争论，以当前医事法治建设成果+受案法院的释明，是完全可妥当解决的。

仅这样说，也可能不公道，不厚道，毕竟该观点对医疗纠纷处置的历史不够尊重：不能用现在眼光苛求之前纠纷各方，不能用当前法治评价之前的活动，这是当有的科学态度。结合本案，更重要目的在于，力图通过案件评价，找出对未来更有进步意义的新启示。

这起不疑难复杂的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案，之所以在法律处理上出现这么多反复，究其根源，最大的启示在于，仍然在于对医疗纠纷争议，缺乏专业敬畏，缺乏专业思维，缺乏专业司法。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处理，没有做到知行统一，医疗纠纷处置，更是这样的领域，更是重点关注区。

为什么？医疗纠纷，不是一般的纠纷，而是专业的纠纷，《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因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面对医疗纠纷，如果不说其是专业性是第一，那么，其它类纠纷难敢说专业性是第一。疾病救治，专业性之强、之无止境，难有其它领域专业可以超越，因此，其引发的纠纷，专业性之强，毋庸置疑。

要知道，“专业”二字，有纵深的，有分量的，厚积、延伸和提升等，都是其特点，比如，一个器官、一个疾病，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学科，学无止境；又比如，伴随医学技术进步，之前属于禁忌证范畴的事宜，现又成为适应症；又比如，医学进步，诸如循证医学、精准医学等等新科学，层出不穷。专业，也越来越“厚”，运用，常常是厚积薄发，更是专业显著特点之一。

但是，比较专业的“厚”，当前进行医疗纠纷的处置，可谓“薄”，集中表现在纠纷处置上，往往是专业性不强，对专业的不敬畏，简单化、情绪化和任意化等问题，屡见不鲜。因此，面对诊疗活动引发的争议，当前更要在懂专业规、在知专业深浅、在明专业进展等方面，下功夫，一句话，要有专业敬畏，这其中，突出表现在如何进行专业化纠纷化解：秉承的思维、采取的方式，就是抉择，更是考验。

面对各类纠纷问题的化解，哪些思维和方式，是我们当前最需要导入、提升和运用的？毫无疑问，众多思维和方式中，面对纠纷风险等应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选择和运用，性价比最高，最需要、最迫切，也最难得。

这在大方面，可从新时代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习近平，略见一二。

比如，对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就是要求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

比如，即便在应急状态上，即便面对承担突发事件应对的政府机关，更也如此要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六、健全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依法预防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突发事件，着力实现越是工作重要、事情紧急越要坚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实施应急举措，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不仅如此，进行国内问题处理，是这样要求的，即便进行国际事宜的处理，更也一样要求，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简而言之，进入新时代，具有更高水平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能力，正成为党政主要负责人工作的新特征。正因有了这样的大背景、又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再面对类似这样的专业案件，在强调继续完善预防和处理程序之外，面对法治思维和法治运用与提升，我们还能作什么？

针对医事法治建设事宜，记得曾在“【法律专家每日谈】亟需弥补医疗卫生应急医事立法短板（来源：广州政法 时间：2020年2月21日）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6.健全机构，专业为上，人才为优，更是一种负责尽责的担当。程序公正，法治思维，尤为关键；是非分明，对错清晰的法治方式，更乃稀缺。据此，共同呼吁：要注重医事法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育，设立医事法庭、筹建医事法院，是推进当前医事法治建设的真诚的呼唤，是缩短医事司法环节差距的关键的举措，是弥补医事司法短板的稀缺的担当。全面依法治医，目的是让优秀的法治资源关注、关心和关爱医事法治，推进良法建设；全面医事法治，目的是让专业医事人审专业的医事案，推进医事善治，这其中，没有比培养培育医事法专业人才、设立医事法庭、筹建医事法院来得更正当其时了。”

是的，这是寻找到的一个答案。即便面对本案，建议也是成立的。围绕医事纠纷，在呼吁和落实把专业纠纷交给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这样理念同时，我们更好行动起来：在不断提升医疗水平的同时，更应当同步提高法治建设能力，尽快建立和完善诸如“医事法庭”、“医事法院”等机构组织。有了这样的导向、行动和结果，那么，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再面对类似这样案件的时候，与医学同步进展、相互融合的医事法律，在应对上更加主动，在处置上更加从容，在结果上也更为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