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间，改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国医学论坛报》特别策划《中国医学进步40年》特刊，透过一个个重要时刻的记录、一位位医学大师的讲述和一项项医学突破的回顾，展现中国医学发展带给世界的惊喜！ 

暮春时节，本报记者在江载芳教授的家中采访了这位89岁高龄的儿内科特级专家。见我们到来，江教授关掉了电视。“我的腿不太好，刚做过髋关节手术，就不起来了。你们快请坐。” 她欠身示意，又让保姆拉开了窗帘。阳光洒进房间，照着低柜上的一排照片——在其中的一张黑白照片中，青年时代的江载芳教授清秀的脸庞笼罩着一层柔软的光芒。

学与做

“我中学上的是师大女附中，体育好，功课也好，受家庭影响，就走上了行医的道路。”1943年，17岁的江载芳考入了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6年后，江载芳本可以凭借优异的成绩留在北大医院，却在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儿科的诸福棠教授的力主下，来到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自此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儿科医生职业生涯。

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医务人员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三位 江载芳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儿童医院位于府前街，只有3名医生，30张床位。但病人却非常多。医生们是24小时负责制，既要管病房，又要出门诊。江载芳每天8点开始门诊，往往要等下午3点才能吃上午饭。每周只能休息半天“我们当时年轻、能干，不管多少病人都能够‘消化掉’。”江载芳自豪地说：“最多的时候，我一天看了100名病人呢！”

1952年6月1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代表政府接收了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更名为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并于1955年“六一”儿童节迁至西城区南礼士路56号，正式更名为北京儿童医院。同年，江载芳留苏深造，开始了4年硕博连读的留学生涯。

江载芳教授与丈夫在留苏期间合影

而“老大哥”在儿科学领域的经验却很少。二战后，苏联人口跌入低谷，病人更少。“很多医生的临床经验还不如我丰富呢！”后来，吴瑞萍副院长也来到苏联，鉴于当时我国肺结核病高发，治疗水平低，儿科领域无人进行结核病诊疗方面的研究的现状，他希望江载芳从事结核病领域的研究。江载芳便从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现莫斯科谢切诺夫医学院）调到莫斯科市结核病学研究所，开展了题为“CIP激素辅助治疗结核”的博士课题研究。

1959年，江载芳学成归国。当时位于通县的北京市结核病防治所要成立儿科，将江载芳借调过去。就这样，江载芳一面管着儿童医院的儿科病房的40张床位，一面每周还要到结核病研究所出2~3次儿科门诊。当时的通县绝非如今的“城市副中心”，从通县县城到结防所的6里路要徒步走过去。

教与研

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中国自此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1980年，江载芳在美国贝勒医学院附属德州儿童医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期间走访了多家医院，以了解现代医学的最新动态。“美国医生科研工作开展的十分出色，虽然病人没有我们多，但他们擅长将临床中遇到的病例进行深入的研究。”一年后，贝勒医学院希望江载芳能够留下做课题，但她却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

江载芳留美期间照片

虽然在美国的时间不长，但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江载芳了解到了很多医学前沿的信息；其中曲霉菌肺炎就是她无意中在一本外国医学杂志上看到的。由于在国内从未听说过这种病，回国后，江载芳特地嘱咐科里的医生要注意临床观察。功夫不负有心人，1990年，正是江载芳发现了中国首例曲霉菌肺炎。

“病人收进来后病情十分严重，呼吸困难，有时候带喘，有时候不带喘。我觉得这不像是一般的病毒性、细菌性肺炎，而是隐隐地感到很像是曲霉菌感染。经过血液、微生物学检查，确诊了我国首例曲霉菌肺炎。”

“对症才能下药，我们将二性霉素B用5%的葡萄糖溶液稀释成稀溶液缓慢静脉滴注，并时刻监控病人的反映，不久，病人就痊愈了！”

江载芳在为患者进行检查

除了关注新的疾病，江载芳还时刻关注着国外医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临床上观察肺叶及亚段支气管病变的时候使用的支气管镜直径有0.6厘米，会给儿童造成很大的痛苦。往往需要对咽喉进行局部麻醉才能使用。当时，江载芳发现了一种代替传统支气管镜的新器械——纤维支气管镜。

 “这种支气管镜管腔很小，又细又软可以弯曲，可以轻松从口腔或者鼻腔进入气管直至各支气管段口。在头部有光源，还能拍照！真是为小患者量身打造的！”谈起技术的发展，江载芳显得十分兴奋：“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CT成像技术，给医学影像学带来了革命性的进展。从最初的非螺旋CT，到单层、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在无创影像诊断学中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MSCT扫描速度快，可减少呼吸运动引起的伪影，对不能合作的小儿和危重患者病灶的检出和定性有着极大的帮助！” 

作为博士生及博士后导师，江载芳教授先后培养出24名硕士、16名博士和1名博士后。赵顺英、刘秀云等小儿呼吸领域专家都是她的得意门生。但在遇到“偷懒”的学生时，江载芳也丝毫不留情面：“曾经有一名研究生，我让他搞一个结核菌原发耐药性研究，样本就从儿科的病人里培养，但他却直接从北医要来了50个菌株去做，容易是容易，可这个题目却落空了。我就特别严格的批评了他，对他说：‘你不要再进我的结核病房了！’因为离开了临床，医学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此外，在21世纪后，江载芳团队又先后诊断了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结节病、肺泡蛋白沉积症、肺泡微石症及各种间质性肺炎。近年来，他们还开展了基因相关的儿童间质性肺疾病的研究。江载芳教授主编的《实用小儿呼吸病学》、《实用儿童间质性肺疾病学》等书受到了广大儿科医生的欢迎，甚至被很多医院的儿科作为“工具书”使用。

“我已经退休了，特别是85岁以后，就很少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了。我希望未来的儿科医生能够多做一些真正用于临床的科研工作，这方面我们之前的儿科医生都做得还不够，一方面是临床工作压力大，另一方面，在医院乃至国家层面也应该对儿科的科研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我希望儿科能在未来的10年中不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人投入到儿科学领域。”

医与患

然而，我国儿科医生却面临着严重短缺的现状，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全国性流感爆发让大部分医院的儿科都陷入瘫痪。深圳某医院一名儿科医生一天看了将近300个病人，是普通门诊工作量的3倍;天津某三甲医院甚至因为儿科医生全部病倒而导致儿科停诊……医生超负荷工作的背后，是目前医疗系统面临的一个全国性现象：儿科医生荒。

对此，江载芳坦言：“孩子不会说话，对病痛往往无法表达，而家长的表达往往也并不准确，这就对儿科医生的问诊技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懂得“察言观色”。而即便是这样，及时发现问题也是很不容易的。儿科医生不仅责任大、压力大，工作辛苦，收入较其他科室也要少。‘金眼科，银外科，最苦最难小儿科’后半句就是我们的真实写照。好在儿童医院的医患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医生都很有耐心，更能够真心体谅家长的难处，真心为患儿解决问题；跟患儿家长的关系都很不错。”

江载芳在儿童医院门诊为小患者检查

北京儿童医院年门诊量300余万人次，住院病人7万余人次，手术逾2.3万例，其中一半是外地患者。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2000余名医护人员超负荷的工作。“很多来儿童医院就诊的小患者患只是患有普通的发热感冒，根本没有必要专程前往儿童医院就诊。图‘安心’的患者大量涌入，势必会造成‘看病难’现象。”江载芳无奈地摇了摇头，又转而一笑：“不过现在情况正在改善，我听说（北京）儿童医院先后和全国20多家儿童医院构建了儿科医联体。可以进行专家共享，让病人不动，专家动。情况已经好一些了！”

江载芳想了想，又补充道：“我想，这就是最好的时代，而且会越来越好的！”

采写：《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 尹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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