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润性乳腺小叶癌（ILC）占所有乳腺癌分型的15%左右，是非特殊型浸润性乳腺癌（NST）之外第二频发的乳腺癌。在过去20年中ILC发病率有所上升，这可能与诊断技术的提高以及绝经后激素替代疗法（HRT）使用增多有关。虽然ILC与NST在临床上、组织学和分子层面均有明显不同，但现有的临床实践和系统治疗决策并未体现出对于ILC这个分型的特殊性。本文讨论了ILC和NST在临床、病理和生物学特性上的特征，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疗机遇与挑战。

总体而言，ILC的患者年龄较NST稍大（中位年龄63.4岁/59.5岁）。ILC相对更难以在常规筛查中发现。与NST相比，ILC肿瘤体积更大，淋巴结受累更常见，常有多灶病变的表现，也有更多的双侧病变，而Pestalozzi等的研究发现在双侧乳腺癌中NST和ILC发生率相似。

ILC有较独特的转移模式以及较广的转移范围，胃肠道、生殖道及浆膜转移多见。其远期复发率较NST更高，尤其是十年后的复发较多见。一些研究提示，即使是在雌激素受体（ER）均为阳性的情况下，ILC的远期转移发生率高于NST。而Timbres等的研究结果则显示NST和ILC的长期生存率相似。此外，ER阳性的ILC患者，肺转移、中枢神经系统（除软脑膜转移外）和远处淋巴结转移相对NST少见。

相较于NST，较早月经来潮、孕酮相关HRT、初产年龄较大、酒精摄入多的患者发生ILC的风险更高。有肥胖因素的绝经后女性，比起NST，似乎并未增加ILC的发生风险。一些研究发现胚系BRCA2和CDH1（编码E-cadherin的基因）突变可能是发生ILC的高风险因素；胚系ATM、CHEK2和PALB2突变可能是发生ILC的中风险因素；胚系BRCA1突变与ILC发生风险增加不甚相关。Yadav等也报道过BRCA1和PALB2的胚系突变在ILC中少见，而胚系CDH1突变在ILC中，特别是双侧ILC的患者中更多见。在一项1434名女性ILC患者的研究中，11%的40岁以下胚系突变的亚组与乳腺癌风险增加相关。还有研究提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可影响肿瘤细胞发展为ILC或NST，一个ILC的特异性SNP位于7q34。

根据WHO第5版乳腺肿瘤分型，常规组织学对ILC的病理诊断非常重要。根据WHO分类，其他类似免疫组化（IHC）或DNA测序的技术对于诊断ILC非必需。然而，近期一项全世界范围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病理医师都会用IHC来帮助ILC的诊断。细胞间黏附分子E-cadherin表达缺失或异常支持ILC的诊断，约见于大于85%的ILC病例。E-cadherin表达缺失可以使致ILC发生的关键蛋白p120在胞质内易位。ILC也可分为诸多亚型，其中经典型ILC占55%左右。许多研究提示，经典型ILC预后稍好于其他或混合型ILC。近期还有一项研究表明，E-cadherin（IHC）检测能很大程度上提高病理医师诊断的一致性。

大多数初诊的ILC表达ER和孕激素受体（PR），在转移灶中也可检测到ER和PR低表达的情况。HER2扩增或过表达约占3%~13%。大多数ILC的增殖指数属于低度到中度。三阴性ILC仅占ILC总体病例的2%~9%。较多的三阴性ILC中有雄激素受体（AR）表达。相较于NST，ER阳性、HER2阴性的初诊ILC患者累及淋巴结的比例更低。此外，一项治疗前标本的研究表明，PD-L1在ILC中比NST表达率更低。

ILC在体细胞突变基因全景图中，ILC比起NST，不论是初诊还是转移性疾病，其突变情况都有明显不同。根据欧洲肿瘤内科学分子靶标作用量表（ESCAT）的结果，转移性ILC比起NST显示出较高的肿瘤突变负荷（TMB），提示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可能是有效的治疗手段。在ILC中也更多见HER2的突变，特别是在组织学3级和转移病灶的组别中，这提示第二代靶向HER2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作为治疗方法。在ILC中也发现了PI3K通路的改变，提示PI3K/Akt相关药物在ILC中应用的可能。还有研究发现，ILC中ER信号通路与NST有所不同，对选择性ER受体调节剂（SERD）的调节反应也有所不同。Nagle等报道了IGF1R通路在ILC中激活，因此IGF1R/InsR通路相关疗法也可能用于治疗I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