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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器官移植SSI的诊断需在移植后30 d内（有人工植入材料者术后1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手术切口有化脓性液体，或从切口处的液体/组织中培养出病原体，或具有感染的症状或体征，包括局部发红、肿胀、发热和疼痛；

（2）经穿刺引流、手术探查等手段，获得病原学、病理学证据，或影像学检查发现切口组织、器官或腔隙感染。部分受者术后可能出现血肿、尿漏、胆漏、胰漏或乳糜漏等，仅根据局部引流情况并不能诊断为感染，需进行全面检查以判定是否合并感染。

（1）切口浅部组织感染：仅累及切口皮肤或皮下组织的感染。

（2）切口深部组织感染：累及深部软组织（如筋膜和肌层）的感染。

（3）器官或腔隙感染：累及术中解剖部位（如器官或者腔隙）的感染。早期的移植物感染同样归属该范畴，包括肝移植后胆管炎、肾移植后肾盂肾炎和肺移植后肺炎等。

实体器官移植SSI的常见病原体详见表1。不同于非移植手术，实体器官移植SSI感染病原体还与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derived infection，DDI）、受者免疫状态和受者既往存在的感染相关。近年来DDI逐渐受到重视，多重耐药菌（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MDRO），特别是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是导致我国DDI严重不良事件（如移植物切除、受者死亡等）的主要病原体。不同实体器官移植术后SSI的常见病原体也不尽相同。

实体器官移植SSI高危因素详见表2。

1.3.1　预防措施

拟行移植的患者术前进行营养筛查，存在营养不良的患者术前积极改善营养状态；积极治疗术前已存在的感染；术前使用肥皂或葡萄糖酸氯己定等进行沐浴，并去除干扰手术的毛发；制订合理的器官保存液去污方案；严格无菌操作，精细手术；围手术期应用抗菌药物，应在切开皮肤前60 min内给药，万古霉素和氟喹诺酮类药物需在切开皮肤前120 min开始使用；尽量减少术中出血及输血；术中严格遵守无菌原则；免疫抑制剂使用遵循最小化和个体化原则；保持腹腔引流管通畅，及时评估引流管状况，条件允许情况下尽早拔除；评估手术部位脂肪液化情况并及时处理；严格评估供者状态以预防DDI，对于感染高危供者，应积极预防并动态监测感染状况，必要时应弃用器官。

1.3.2　治疗措施

对于存在明显感染的切口浅部组织均应进行充分开放和引流，必要时可考虑使用负压封闭引流装置。对于深部切口组织感染、器官或腔隙感染，需强调病因治疗，重视引流、清创，采用介入或外科手段（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内镜下鼻胆管引流术、肝脓肿穿刺、腹腔穿刺、双J管引流、纤维支气管镜和胸腔穿刺等）干预，解除吻合口漏和充分引流是治疗的关键，必要时应用黎氏管冲洗引流。

除外科引流外，还须合理使用全身抗菌药物，尽早选择能够覆盖可疑致病菌的广谱抗菌药物经验性治疗，同时留取样本，进行涂片、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培养+药敏试验等检测。随后根据病原学及药敏试验结果进行调整，予以精准化抗感染治疗。实体器官移植术后SSI中MDRO检出率呈上升趋势，需引起重视。治疗原则为：针对普通细菌，可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抗菌药物；针对耐药菌，可选择联合用药。一般情况下，针对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 beta-lactamases，ESBL）肠杆菌可选用碳青霉烯类、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合剂和头霉素类等抗生素治疗；针对CRE，可选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或替加环素单药/联合，或以多黏菌素为基础的两药/三药联合治疗方案；针对产金属酶CRE，可选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联合氨曲南；针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可选用万古霉素、利奈唑胺、达托霉素或替考拉宁治疗；针对耐氨苄西林肠球菌（Ampicillin-resistant Enterococcus，ARE），可选用万古霉素或替考拉宁等治疗；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VRE）在中国相对少见，可选用利奈唑胺或达托霉素治疗。抗菌药物的具体使用策略详见表3。局部或外用抗菌药物和杀菌剂在SSI治疗中的作用尚不明确，不推荐使用。

本文节选自《中国实体器官移植手术部位感染管理专家共识（2022版）》